• 一代学人的坚守与担当——读邢福义先生《寄父家书》(2018-06-23 09:47:39)
  • (转载自《光明日报》 2018年06月23日 11版)

    作者:李宇明 刘楚群

    《寄父家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收录了邢福义先生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书,时间跨度37年。捧读《寄父家书》,是一次陪着邢先生穿越时空的游历,是在倾听一位学者的父子对话,也是一次身心洗礼。我们分享着邢福义先生对家庭、对学业、对教育、对社会的特殊感受,感受着黑格尔说的典型性的“这一个”,同时也是在体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结、心绪和心路。如果我们身处邢先生的时代,置身于他的处境,我们会怎么做?

    邢福义先生193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乐东县黄流镇,17岁外出求学,32年之后才第一次回乡省亲。漫长离别岁月,诸多人事消磨,邢先生都快听不懂海南乡音了。但家书,是他对乡情亲情最浓重的表达,也成了他当年所思所为的一种仪式性倾诉。从1955年至父亲逝世的2001年,邢先生坚持给父亲写家书,最多时一年有12封。父亲珍藏着儿子的书信,并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还在每册前写上内容摘要。

    邢先生的父亲邢诒河老先生,生于1912年,2001年辞世,享年90岁。邢先生的封封家书,都在向父亲汇报他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还有经济上帮扶亲人的情况:“工作初期需要大量买书,结婚,有小孩,替祖母还债,等等,使得经济上一直不太宽裕,所以不能经常地给弟弟、关忠他们寄三多二少(指少量的钱),一直内心深感惭愧。”“儿知道,在家里,三叔也好,阿娘也好,哥哥嫂嫂也好,都需要经济上的支援。儿说了,这么多年,现在工作了,支援他们的责任自然而然应该落在儿的肩上。”“正处经济非常紧张之际,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寄上二十元,恐怕只能像大河里投进一滴水,没有什么大价值,但在我说来,离下月发工资还有十三天,这十三天怎么打发,却就难了。”

    读着这些文字,心悸连连,热泪盈眶。这些家书,对于命途多舛的邢诒河老人而言,一定是一种期待,一种抚慰。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家书情。在那沧海横溢的岁月里,邢福义先生的家书,是最有温度的尽孝方式。

    邢福义先生1956年以优秀专科生的身份留校任教,自认为最大的挑战,一是自己的专业基础薄弱,二是学生对课程不重视。为了做好教学工作,邢先生下足了功夫。在1957年的家书中,他说:“孩子……整天看书……由于‘忙’得有些不正常,开始影响了孩子的身体,例如晚上睡不好觉,等等。”“备课所花的时间很多,而且很费脑筋。比方,明天上午要讲毛主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就使我用了个把星期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来准备。因为这篇文章很短,很精粹,学生都很熟,要是不‘费脑筋’来钻深钻透,是无法讲得让学生满意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邢先生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学生的专业态度。他在1959年的家书中说:“不管到哪里讲课,反映都很好。”1962年的家书中记录了一名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评价:“在来上课之前,说实话,我们对汉语是不感兴趣的,觉得枯燥,用处不大……可是上了您的第一课后,是的,上了第一课后,我们马上改变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在您的清晰、流利、生动,而且那么熟习的讲授下,我们常常是睁大眼睛,全神贯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百三十五分钟,这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1962年,邢福义先生被指定在系务会议上作“我是怎样备课的”典型发言,此时的邢先生才27岁,工作刚刚6年时间。教学,需要天分,需要责任心,更需要花真功夫!

    站好三尺讲台不易,成为卓越的研究者更加不易。邢先生留校时就定了目标,要成为一名专家。1957年家书中说:“前进,只有前进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儿将努力地在十年八年内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专家的水平。”邢先生把教学、读书、研究三者有机结合,《寄父家书》中说:“在这一学年中,儿已订了进修计划……‘进修’是分两条线进行的。一条是读书,好好地领会前人的见解,这是一个摄取知识的过程;一条是作小专题研究,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巩固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获得更新的知识的过程。”邢先生在1957年就撰写了9篇论文,并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这篇文章对语言事实观察入微,初显邢先生的学术风格。无论教学任务如何重,无论工作多么忙,邢先生都从未放松过学术研究。《寄父家书》中说:“虽然忙,近两(个)礼拜来也挤出了一部分时间来把《试论复指主语的“自己”和充当小主语的“自己”的区别》一文做了一次彻底的修改。”“上个学期,儿的教学任务相当重……抽出了一些时间来搞科学研究,结果,一共写出了大小文章六篇。”“在这几个月来的紧张中,也没有忘记搞科研。”邢先生数十年笔耕不辍,发表文章177篇,出版著作14部。这是让人望而兴叹的数字。

    1978年全国恢复技术职称时,邢先生被越级提升为副教授。当时华中师院中文系人才济济,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多的是,邢先生作为两年制专科生直接提为副教授,有人开玩笑说是“一步登天”。1983年,邢先生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华中师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当时全国汉语语法学界最年轻的教授。1990年获博导资格,成为华中师大中文系唯一的博导,全国现代汉语语法领域当时只有6位博导,另5位是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陆俭明。学术荣誉的获得和社会身份的改变,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邢先生在家书中特意叮嘱父亲:“提升事,告诉各亲人就行,不必宣扬。”“荣誉,很容易使人头脑发昏……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同时,谦虚自处,谨慎待人,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邢先生为人光明,为学扎实,也不惧闲言碎语。“毁誉并生,自古皆然。但是,我用心血浇灌事业的花朵,用辛苦开拓学术的园地,不招谁,不惹谁,谁再嫉妒,也毫无办法。因此,我淡然处之。”

    父亲落实政策、解决“农转非”问题,是件生活大事,也是个久积心事。《寄父家书》中邢先生如此劝慰父亲:“您的事,我以为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水不到,写再多的申请也成不了;水若到,即使不写申请也可以成。最好的办法是,有机会就适当地跟有关人物接触接触,增加点影响。所谓适当,包括适量,也包括得体。不适量,不得体,都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这也是邢先生的处世哲学,不卑不亢,水到渠成,适当得体。

    邢先生著作等身,蜚声中外,这是一辈子“赶路”的成果。邢先生说:“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在紧张“赶路”中,他的身体透支了,他几乎以一种“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拼命前行。用脑过度而造成的严重的神经衰弱,使得他几十年来就没怎么睡过好觉,常常失眠,长期服用安眠药。患过的病可以列一个很长的清单:肺结核、肝炎、肠胃炎、肾炎、支气管炎、慢性咽炎、肥大性脊椎炎、高胆固醇血症,还有拉血、粉瘤等,很明显,这是积劳成疾所致。在紧张“赶路”中,他顶得住高压,耐得住寂寞,“抬头是山、路在脚下”。邢先生当了20余年的助教,这是时间很长的助教,但他的声名早已享誉学界。邢先生一生能潜心治学,政治上追求进步,凭借的是什么?努力,毅力,信念,信仰!

    (作者:李宇明 刘楚群,分别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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