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邢福义教授1991年招收的首届博士生。不仅是在受教于先生的三年博士生期间，而且自1994年毕业留校直至现在，我一直都以先生为学术追求上的典范。3月2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著名语言学家、我校资深教授邢福义的演讲稿《“复制”与“抄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深有感想。我想从如何引用书证这么一个侧面，用邢福义教授的行为事实来说明他是怎样身体力行学术诚信的。2001年1月，邢福义先生又推出一部学术专著《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我在拜读之后，写了一篇书评：《复句研究的启示——邢福义先生〈汉语复句研究〉评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我把书评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用以说明文风和学风如何可以“从细微之处见精神”——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邢老师一再强调要重视语言事实，要让事实说话。具体而言就是在例举书证的时候一定要注明出处。邢老师在这方面一直是身体力行。我仔细地作了统计，《汉语复句研究》全书带有顺序号的例句(绝大多数为书证)总数达到2282个，分别取自国家领导人选集、著名短中长篇小说、初高中语文课本、70年代至今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所引用的每一个书证都详细注明了出处。如“张贤亮《绿化树》,《十月》1983年第2期63页”。最近的书证是“万方《空镜子》,《小说月报》2000年第2期7页”,还有“赵安平《我一定要活下去》,《健康时报》2000年2月3日”。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第500页“第五编 复句问题面面观”第一章的引言中还特别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本章例句出处的注明，跟全书的体例略有不同。这是因为，本章的前身曾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当时为了节省篇幅，删去了具体的出处，现在已无法一一补全。”
这种不厌其烦、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作风，这种实事求是、决不虚妄的思想境界，这种案前灯下的艰难辛苦、呕心沥血，真乃平常人所不敢为，非大学者所不能为也。在当今学术界“跟风”、“抢滩”比较盛行的时候，作为后学、尤其是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觉得尤其应该以邢福义先生作为榜样，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阵地，打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这样才能以坚实的基础、扎实的功底取得切实的成绩。
（华中师大副校长 李向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