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学风与文品问题”，清代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朴学（也称汉学）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借鉴的。
中国传统学术也称“国学”，传统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资料的积累，厚积薄发方有精义灼见，仓促成篇则往往错讹浅陋。
传统学术以有清一代最有成就，尤以乾嘉学术（乾隆、嘉庆时期）为极盛。清桐城派古文代表人物姚鼐（1731-1815）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义理、考据 (考证)、辞章(文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是桐城派文论的纲领。而乾嘉学术以考据为主，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通经明道是清人治学的根本宗旨。考据必须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参互考辨，力求回归经典文本原意，求真求实，质朴无华，故清代三百年学术称“实学”或“朴学”，又称“汉学”。称“汉学”是因为清代国学以经学、史学考据为重，特别重视两汉的文献材料和求实学风。臧庸（1766-1835）在其《与顾子明书》（《拜经堂文集》卷三）中说：“读书当先通训诂，始能治经。尊信两汉大儒说，如君师之命弗敢违，非信汉儒也，以三代下汉最近古，其说皆有所受，故欲求圣人之言，舍此无所归。”儒家经典主要形成于先秦，经秦焚书后所存无多，故汉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汉儒承前人之说的训释成果就特别值得重视和尊信。卢文弨《经义杂记序》（臧琳《经义杂记》卷首）：“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谈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者寡焉。”皖派领袖戴震（1724-1777）《古经解钩沉序》（《东原文集》卷十）云：“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以历史眼光来看学术的发展，像译文是两种不同语言的传递媒介一样，把汉儒的训诂看成先秦经典与后人之间的沟通媒介，时间的古今沟通与空间的异地语言沟通原理相同，故汉学需要特别重视。
国学，尤其是考据学，资料积累性极强，“无征不信”，下一判断须穷尽相关证据方可放心。重视资料积累，必然强调记诵之功夫，记诵大量的经典文本和训诂资料是传统教育的基本要求，严格的记诵训练是学者的必备条件。
清初顾炎武（1613- 1682）是汉学大师，王昶在《与汪荣甫书》（见《春融堂文集》）中述其记诵之功云：“闻顾亭林先生少时，每年以春夏温经。请文学中声音宏敞者四人，设左右坐，置注疏本于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经本。使一人诵而己听之，遇其中句不同或偶忘者，详问而辩论之。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十三经毕，接温三史或南北史。”
吴派创始人惠士奇（1671-1741，惠栋之父）记诵功夫扎实，江藩（1761-1830）《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载：惠士奇“奋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
惠栋的弟子余萧客（1732-1778）家贫好读书，记诵能力惊人，《汉学师承记》卷二载：余萧客“年十五，通《五经》，即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思读汉唐注疏。家贫不能蓄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
德高望重且学术闻名的钱大昕（1728-1804）读书过目不忘，《汉学师承记》卷三载：钱大昕“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艺无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古人云‘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谙于心’，先生有焉。”
潜心学术著述甚丰的邵晋涵（1743-1796）有“读书十行并下，终身不忘”的记诵功力，《汉学师承记》卷六谓：“君尝预修国史，馆中收贮先朝史册以数千计，总裁问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几页中’，百不失一。咸讶以为神人焉。”
积累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必须，是学术的通性，又是考据之学的突出特性。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方以智（1611-1671）在《通雅·辩证说》中强调考据之学“必博学积久，特征乃诀。”晚清大家阮元（17643-1849）在《经史问答序》（《揅经室二集》卷七）中谓考据“如百尺楼台，实从地起，其功非积年工力不成。”经典成于先秦，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古奥艰深，且历代多遭劫难，流传过程中又有载体转换、传写错讹、传者改易、手民之误等种种因素影响，为回复经籍文本及其注疏之真相留下了众多深度的难题。浩如烟海的典籍及注疏对读者、学者的学养要求很高，没有相当程度专门知识的积累，读懂经典及注疏就很难，进入考据研究就更难，要有扎实可信的研究成果就难上加难。即便是清代国学鼎盛时期的那些大学者，一般都是童稚勤学至皓首穷经，不懈努力地积累到晚年，才能结出丰实的成果。故阮元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序》中感慨：“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实，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辩伪大家阎若璩（1636-1704）“平生长于考据，遇有疑义，反复穷究，必得其解乃已。”他考证“使功不如使过”的语源出处，由宋推至唐，再推至《后汉书·独行传》李贤注引“秦穆公赦孟明”故事，前后经历二十年，因而感慨曰：“甚矣学问之无穷，而尤不可以无年也”（见《汉学师承记》卷一）。
顾炎武《日知录》可谓清代考据学开山性的鸿篇巨制，是他三十岁后每日读经史的札记。其卷首云：“愚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他的《音学五书》是清代古音学研究的范式性著作，其《后序》云：“余纂辑此书几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其稿，而手书者三矣。”
戴震学问广博，著述甚丰，但对成果的发表十分持重，不肯轻易以未成定论的成果示人。所以，他的古音学著作《声韵考》、《声类表》在他的弟子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之后定型，并吸收弟子的成果来修正自己的结论。他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东原文集》传九）中说：“每感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有人想早看到他作的《诗补传》，他回应道：“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东原文集》传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可见其治学之慎重与严谨。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乾嘉学术的标志性著作，历代研究《说文》的著述成百上千，清代有《说文》研究四大家，而段注居首。段玉裁先作《六书音均表》为音义互求的依据，再广泛收集、积累资料做长编性的《说文解字读》，历时19年（1776-1794），再花13年时间加工提炼而于1807年撰成《说文解字注》，又过8年于1815年才付刊行。从起草到刊行用了40年，还不计之前古音研究准备工作所用的时间。
王念孙（1744-1832）是乾嘉学术的另一座高峰，是运用“因声求义”方法在语用实践中作出优异成绩的突出代表，众所周知的《读书杂志》积累他数十年读书心得之精华，而另一部耗尽多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广雅疏证》二十卷成书于1796年，数年后刊行。王氏不以书刊行为完事，而在晚年不断加以补正，或将补正内容细书于刊本中，或另外写笺夹入书中，共对《疏证》改补达五百余处，或补书证，或纠正原引文讹误，或全面改写原疏证文字，真可谓锲而不舍、精益求精。这些补笺后来由罗振玉抄正为《广雅疏证补正》一书，收入《殷礼在斯堂丛书》。
邵晋涵著《尔雅正义》二十卷，经11年（1775-1785）四易其稿乃定。郝懿行（1757-1825）撰《尔雅义疏》十九卷，前后历时15年（1808-1822）。王鸣盛（1722-1797）撰《尚书后案》三十卷，所用资料采录经史子集之书计131部，从二十四岁开始到五十八岁完成，用时35年。孙星衍（1753-1818）撰《尚书古文注疏》三十卷，经22年终成其书。孙诒让（1848-1908）著《周礼正义》八十卷，用时26年（1874-1899）。等等。
从清代国学大家、考据大师们的实践经验不难看出，要成就大学问、大学者，正规的经典记诵训练和厚实的材料积累是必不可少的。当今学术普遍呈现浮躁风气，在评估体系的驱策之下，读书者应付测试，研究者急功近利，按时限计算学术成果的数量，按杂志、出版社级别计算成果的质量，根本谈不上记诵，更难言积累。长此以往，毋庸言出学术大师，只恐望乾嘉学人项背而远远不可及。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 万献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