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言的守望者——追记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本报记者 卢新宁 祝华新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当代语言，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去关注这个国家的大众传媒。媒介每时每刻都在反映和传播着新的流行语汇，塑造着民族语言的独特风采。 早在４７年前，一位语言学大师就告诫媒介工作者：说话和写文章是相互影响的，“耳濡”和“目染”交相为用。写文章的人多推敲推敲，会少了许多人说话的毛病。从那时开始，大师的视线就越出书斋，慈祥地注视着大众传媒上的遣词造句、标点符号，不时耐心地指点一二。 病句：“我要将鲜红的生命，不留一滴空白地交给１９５１年。”评析：“生命不留空白”费解，生命也不会有颜色，“鲜红的生命”不知是什么意思？此外，空白不是液体，不能论滴，应说“一块空白”。 病句：“某某会议、比赛或展览某日拉开帷幕……将于近日降下帷幕。”评析：一左一右两块幕布什么时候升到上方并且连成一片的？为什么不改用不分左右和上下的“开幕”、“闭幕”？ 病句：“教育部要求有关单位限期退还被占用的校舍。”人民日报在刊发这一消息时删去了“被”字，吕叔湘赞曰：一个“被”字见高低。 就在半个多月前，这双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眼睛永远地阖上了。 “说起人民日报进城以后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吕叔湘！”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得知先生仙逝，发出这样的感叹。人民日报在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前属于华北地方性报纸，文字较为粗糙，大量来自农村的方言、土语使城市读者无法理解，令方家见笑。１９５１年，文教记者萧航 在社长邓拓的支持下，约请吕叔湘及其弟子朱德熙在人民日报上开辟“语法修辞讲话”专栏。两位语言学家欣然允诺，从这年６月６日到１２月１５日，每周两次，每次约５０００字，品评媒介文字和日常用语的得失。这个讲话反响强烈，在见报期间就收到读者来信３００多封，其中有２３封专门请教“的”、“底”、“地”３个虚词的区别。据作者在当年结集出版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书的前言中透露，这个讲话还有两位倡议者，即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新中国百废待举，几位先生和广大读者却不约而同地想到从点滴做起，培育、普及语言文字规范，体现了泱泱大国的文化风范。 ８０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期的语言现象活跃而复杂。吕叔湘给本报主办的《新闻战线》杂志撰文，特别就如何对待社会上“不正规”的语言发表看法：在剧本、小说的人物对话中可以如实反映，但也要有节制，例如骂人的话不能用；至于以作者、记者身份写出的文字最好避免那些“不正规”的说法，报纸上花里胡哨最容易让青少年上当，不利于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张渭毅至今还记得，１９９３年去医院探望吕叔湘时带去了两本书，一本是奠定先生学术地位的大部头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一本是薄薄１００多页的《语文杂记》。问起先生更喜欢哪一本书，出乎意料，吕叔湘说是那本粗通文字的人也能读懂的“小书”。就在这本《语文杂记》中，收入了吕叔湘４０年间浏览《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晚报》、《新观察》等报刊的１００多篇即兴札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江蓝生说，先生平时读报、听广播时养成一个习惯，一发现问题就立即记下来，日后写成短文，不厌其烦地教给大家怎样说话、怎样写文章。 ４月２３日，在语言所召开的吕叔湘先生追思会上，神情悲伤的学者们喃喃地道出一个数字：吕叔湘生前领衔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累计发行量已经突破３０００万册，这部奠定现代汉语使用规范的工具书影响了岂止一代人！语言学家韩敬体回忆，１９５８年正式开始编写词典后，吕先生每天从住处中关村乘公共汽车到西单上班，从确立体例到撰写细则、审改全稿，经常工作到深夜。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他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５日到２６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３２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７９岁。 近代史上留下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戊戌变法失败５年后，维新派人物王照不顾通缉令尚未取消，潜回北京开设“官话（普通话）字母”私塾。由于不便公开亮相，他就让门人出面授课，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倾听。血的教训使他相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需要从基础做起，包括语言文字的变革。自王照以后，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热心鼓吹普通话、白话文和拼音文字，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和改良而不懈奋斗。他们用毕生的心血昭示后人：爱国不能不爱护从青铜器和竹简时代起就足以傲世的中文！ 《人民日报》 〔１９９８０４２８№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