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语言有六千多种，彼此千差万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陆俭明在近日进行了题为“语言是一种资源——兼说研究语言饶有趣味”的讲座。在他的讲解中，语言是一种神奇的社会现象，既可以如金如玉如治病的药；也可以是伤人的利刃或讨伐的武器。而我们也越来越发现，语言正在成为一种竞争力和重要的资源。讲座中，陆俭明教授也介绍了当下语言学界的关注方向，并以生动的案例道出研究过程中的发现与心得，向大众点明语言研究的实用价值。
陆俭明先生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兴趣涉及现代汉语语法、语文教学、汉语二语教学等领域。主要代表作有《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新加坡华语语法》《话说汉语走向世界》等。以下内容根据陆俭明教授《语言是一种资源——兼说研究语言饶有趣味》讲座内容整理。
陆俭明、马真夫妇
我们该怎么认识语言？
从语言的表现形式来看，有三种语言：一是口语，这是有声语言，是每一种语言都有的，是语言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二是书面语，那是运用文字记录的语言形式；三是体态语，主要是指听障人士所用的手语。现在发现的六千多种语言里，有文字的语言还是少数，大部分语言是没有文字形式的。人类发明文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标志着人类进一步迈向了文明社会。
以语言的本体性质来看，语言是一种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文字则是语言的符号，可以克服口语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
从语言的功用来看，过去有这样老三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因为人与人的交际主要就是靠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我们考虑问题实际都要用语言；语言是记录传承人类文化的主要载体，尽管绘画、音乐、舞蹈也起到记录传承人类文化的作用，但主要的是语言，特别是书面语。
20世纪以后到21世纪初，我们对语言有了两点重要的新认识。
第一点，在语言的本体性质这一层面，认识到语言实际上有两种——除了能够听到的看到的语言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存在于人脑心智的语言。有学者把存在于人脑心智的语言称为内在语言（internal language），把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语言称为叫外在语言（external language）。因此研究语言很需要从认知的角度去考虑、去研究。
第二点，在语言的功用这一层面，语言已成为一种资源。
语言作为一种资源
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在当今社会，语言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以见得呢？
对个人来说，语言已经成为生存发展、跟他人竞争的一种重要条件。我国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学好语文是学好一切的根本。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在研究千禧年的时候说，21世纪的年轻人起码要掌握三种语言，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对语文的评论也充分说明了语言素养、语言能力对个人的重要性。
现实也确实如此。现在的招聘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大多首先考核应聘人员的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包括母语和外语，口语和书面语。可以说，语言素养和语言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已经跟工资挂钩。
对国家来说，语言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以新加坡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例，新加坡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当时新加坡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华人占绝大部分，但是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个政策，它以英语作为顶层语言，政府机构、经济领域、教育领域都一律使用英语；同时实行双语政策，每个民族，不管你是华人，马来人还是别的民族，都既要接受英语教育，同时要接受母语教育。
现在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所以如今国家语言能力跟各方面的信息获取的能力（比如国防、经济、科技等方面信息的获取能力），跟信息资源的储备利用与保护能力，跟国际竞争能力都成正相关。因此现在任何国际交往谈判以及国际利益的争取与维护，都需要有语言能力的支撑。如今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也包含着语言人才的竞争，语言技术的竞争，乃至语言意识、语言规划的竞争。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语言问题，出台有关语言的政策法规。
现在语言也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目前出现了一个热门术语叫“语言经济服务”。现在我国的语言产业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九大类业态：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出版行业、语言文字的康复行业、语言测试行业，语言创意行业，语言艺术行业、语言会展行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行业。而语言产业可以直接为国家创造可观的产业产值。2020年发布的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含有语言服务的在营企业40余万（403095）家，语言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在营企业8928家，总产值为384亿元，年均增长3.2%。2020年的语言服务产值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但也达到366.25亿元。
报告中还透露，全球的语言服务产值也都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2019年的总产值就达到496亿美元，全球的服务行业过去11年并平均年增长率为7.76%。
在这一次我们国家扶贫当中语言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谈语言研究的目的、任务
语言研究的目的任务有四：其一是要考察并描写清楚共时的、历时的语言的面貌，解决好“是什么”的问题；其二是要在考察描写的基础上，对种种语言现象做出尽可能科学、合理的解释，解决好“为什么”的问题；其三是要为语言应用服务，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语言研究也不例外；其四是要进行理论建设，因为描写也好，解释也好，应用也好，都需要建立一套理论，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实践。现在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专家都向这四个方面努力。
关于语言研究理论的重要性，这里可以举些例子。
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一书，这本书开创了进一步探索人类语言机制和人类语言共性、个性的新天地。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有如下的基本观点：孩子生而拥有一个内在语言装置，家人不断跟他说话，就激活了这个语言装置，孩子从而逐步学会了说话。这是对结构主义的“刺激—反应”的“白板”说的否定。人类语言有六千余种，彼此千差万别，但所遵循的原则是相同的，差异是由参数造成的。这就是乔姆斯基所提出的著名的“原则与参数”理论。
这里我想讲一个插曲，有一次我们到韩国访问，聚餐时有一位非语言学专业的朋友请我解释一下乔姆斯基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我没有从学术上正面跟他讲解这一理论。我向服务员要了一些正方形的餐巾纸，给在座的每人一张。然后我请大家按我的号令办——我发四个号令：对折，再对折，再对折，撕掉一个角。然后要求大家把纸展开。大家都遵守四个号令，这就是共同的原则，但每人最后展示的纸的形状五花八门。因为每一步怎么做没具体规定，都可以有所不同。这就是参数的差异造成的。语言也是如此，六千多种语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譬如说，一个及物性谓语动词，一定会有施事、动作、受事，这是原则。但这三个成分怎么安排，怎么体现，不同的语言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汉语是“施—动—受”，韩国语则是“施—受—动”。这就是参数差异。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还有另一个重要理论——“经济原则”，即表面看任何语言都有无数的句子结构，其实都是通过一定的规则由少量的基础结构转化而成的，人在使用语言时力求经济。转换生成学派还认为一切规则都是内在的，与语言之外的东西无关，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也引发学界对它的批判。
乔姆斯基的理论对语言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功能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也相继产生，从而形成形式、功能、认知三大学派鼎足而立的局面。
这三大派的语言观不一样，研究的切入点和研究的期望值不一样。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研究语言就是要从交际的角度出发，语言的变异也是因为交际的需要，语言研究的成果要能服务于交际。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跟客观世界不是直接对应的，人首先感知客观世界，然后在认知域里逐步形成概念和概念结构、概念框架，再投射到外部语言，因此，不能认为说出来的话就是客观现实；同时对于种种语言现象要注意从认知的角度去做出解释。形式、功能和认知，表面看来不一样，实际上是互补的。在科学领域里，任何一种可取的理论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只能解决一定范围里的问题，只能解释一定范围里的现象，超出了这个范围就无能为力了。理论方法的局限不等于缺点，在科学领域里不存在可以包打天下的理论方法。客观世界本身太复杂，只能在前人的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探索，不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以便一步一步认识它。
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的论著在全国语言学界影响非常大。朱先生核心的贡献是他吃透了结构主义的精华。结构主义是讲形式，但朱先生强调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他说：“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义，只能是废话；如果光注意意义而不注意形式，只能是胡扯。”从形式切入研究，必须要找到意义上的根据；从意义切入研究，一定要找到形式上的表现。这一看法阐明了语言研究中“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理念。朱先生自己身体力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真正体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诸如《语法讲义》和一系列研究论文。正是在朱先生的指引、带领下，汉语语法学界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形式和意义的结合”。
青年学者一定不要忽视结构主义。掌握好结构主义的一套理论方法，是语言学工作者、语言教师的基本功。我常常跟学生说，你们不能死记硬背，要知道为什么这个词是形容词，那个词是动词。同样，拿出一个句法结构来，要知道是主谓还是动宾还是动补？学习、掌握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就能应对自如。对语言的描写，主要靠结构主义那一套，目前还未见到出现新的、有效的用来分析、描写语言的理论方法。形式派、功能派和认知派的理论方法，主要是用来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
朱德熙《语法讲义》
语言研究有无穷乐趣
一般人们都觉得研究语言不如研究文学有意思，因为大家对语言不太了解，可对于文学，只要接触过文学作品，大家几乎百分之百都了解。
其实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我1955年考大学，进入了北大中文系，就是冲着文学来的。中文系新生入学不分文学和语言专业，直到二年级结束才分开。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报汉语专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对语言不很了解，而且北大中文系一般都是想搞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经过动员，我进入了汉语专业学习。后来毕业我留校，进入现代汉语教研室，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后，我体会到研究语言别有一番乐趣。
先举一个语音方面的例子。
有一位留学生来问，汉语里“好想你”这三个字都是上声字，应该怎么变调。大家都知道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中特别是上声常常会变调，也叫三声变调。三声变调一般规律是：如果上声后面跟的音节是个阴平、阳平或去声，比如小车、小时、小麦。小是个上声字，那么这个上声会变成半上声。如果上声后面跟另一个上声音节，那么第一个上声就变为阳平，比如说小狗，勇敢，雨伞，第一个上声就变成阳平。
那么如果三个上声字放在一起，变调情况则跟它内部结构的构造层次有关。如果是1+2 结构，譬如“好—雨伞”、“很—勇敢”，由于中间的上声字“雨/勇”先变为阳平，所以最前面的上声字就变为半上。如果它是2+1结构，比如“展览—馆”、“也许—有” ，那么第一个上声字“展/也”就变为阳平。中间那个字“览/许”读阳平，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而“好想你”，既可以按照状语和中心语的偏正结构理解为1+2的“好+想你”，也可以按动宾关系理解为2+1的“好想+你”，这不同的组合方式，就造成了两种念法。
再举一个词汇方面的例子。
法国留学生提问，“突然”和“忽然” 词性一样吗？这两个词意思差不多，而且都能作状语。好多外国学生以为这两个词都是副词，甚至有少数汉语老师也认为它们只是风格色彩有差异，其实它们很不一样。
它们在用法上明显不同，属于不同词类。“突然”属于形容词；“忽然”属于副词，只能做状语。比如说“突然”可以做谓语中心——“这个事情很突然”，你就不能说“这件事很忽然”。“突然”能够做宾语——“大家都感到突然”，“突然”做“感到”的宾语，但我们不能说“大家都感到忽然”。“这一场大雨来得突然”，“突然”做“补语，我们不能说“这一场大雨来得忽然”。“突然”能够受“很”“不”的修饰，比如“很突然”“并不突然”，就不能说“很忽然”“并不忽然”。
显然，“突然”就是形容词，副词，“忽然”就是副词，因为它只能做状语。其实做状语的时候，它们也有细微的差别。例如：“你注意，当你走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要突然转身”，这个时候用“忽然”代替就不行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汉语里面并不是只要能做状语就是副词，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说得很清楚，汉语里只能做状语的词才是副词，类似“突然”“忽然”的还有其他的同义词。比如“经常”和“常常”，“偶然”跟“偶尔”，“凑巧”和“恰巧”。“经常”“偶然”“凑巧”是形容词，“常常”“偶尔”“恰巧”是副词。意思上看着差不多，但是一比较就发现它们用法明显不同，词性也不一样。
最后举一些语法方面的例子。
限于篇幅只介绍一下马真教授1980年代初所做的一项研究成果——并列复句中“也”到底表示什么语法意义？起什么作用？
1980年代初，她接受了给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的专题课。在备课、阅读过程中她发现，当时几乎所有的辞书、讲解虚词的书以及现代汉语教材，都认为出现在并列复句、递进复句、转折复句、条件复句、假设复句等复句里的“也”，分别表示并列关系、递进关系、转折关系、条件关系、假设关系。
复句中的“也”
马真教授怀疑，副词“也”用在不同的复句中，真能表示那么多不同的语法意义吗？于是她搜集了大量用“也”的各类复句。首先从剖析并列复句里的“也”入手。她在语料中选用了这样一个用“也”的并列复句：
例一：他吃了一个苹果，我也吃了一个苹果。
为证实怀疑，她就将这个例子跟下面抽掉了“也”的例二进行比较：
例二：他吃了一个苹果，我吃了一个苹果。
例二和例一在学界都公认是并列复句，因为它们都是把两件事并列起来说的。这说明，一个复句是不是并列复句，不取决于副词“也”。
那么例一里的“也”到底起什么作用呢？经过比较分析，两个并列复句在表达上确实有差异。例二没用副词“也”，只是客观地将“他吃了一个苹果”和“我吃了一个苹果”两件事并列起来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特殊的意味。例一用了副词“也”，句子明显含有后者与前者“类同”的意思。
她得到了“也”表示类同的初步结论，但她想：有没有可能那“也”起着“增强并列关系”的作用呢？她决定进一步加以验证——对“类同”说证实，对“并列关系”说证伪。
第一个验证是，如果并列复句的两个分句所说的两件事情或两种情况，毫无类同之处，能不能用“也”？比如下面这样的复句：例三：“约翰是美国人，柯彼得是德国人”。例四：“妹妹在哭，弟弟在笑”。验证表明，前后没有类同关系，句中绝对不能用副词“也”。我们绝对不说：“约翰是美国人，柯彼得也是德国人。”“妹妹在哭，弟弟也在笑”。这再一次说明，副词“也”在并列复句中不是起“增强并列关系”的作用，实际作用只是表示类同。第二个验证是，如果所说的两件事或两种情况有类同关系，是否一定用“也”？验证表明，用不用“也”取决于语境，取决于是否需要强调二者类同。马真教授采用同样的对比分析手段，逐一分析了其他各类复句中的“也”的实际作用，无一例外都只表示“类同”。
马真教授更从理论高度提出了这样一条虚词研究必须遵守的原则：在虚词研究中，切忌把虚词所在的句子格式所具有的语法意义硬归到这个虚词身上。这一条在汉语法学界得到认可，并且很有影响。
我想，科学研究的乐趣就在于此，在技能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探究，不断有所前进。任何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是以已知求未知，都贵在探索和创新。当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新的事实，当我们用详实的客观事实、用严密的逻辑推理修正甚至完全纠正前人的某种说法的时候，当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更有解释力的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时候，就会产生辛勤劳动后丰收的喜悦，就会觉得搞研究饶有趣味，搞语言研究饶有趣味。
（编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也推出《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访谈集。为回顾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故事，北大中文系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并将访谈文字集结成《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此次参与专访的38位学人，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陆俭明、马真夫妇的访谈也以《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志愿》为题，收入《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一书中。）
(本文转载自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