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则遂 陈晨《光明日报》（ 2019年01月12日 11版）
利玛窦《园容较义》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罗明坚在中国建立了天主教第一所教堂，拉开了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帷幕。对于传教士而言，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是第一要务。从整个16至19世纪300年的历史来看，传教士是汉语学习与研究的主力军，推动了中西思想交流。
中国话：从让人头疼的“鸟语”到日臻全面的语音研究
学会汉语发音让传教士们颇为头疼，他们认为汉语发音需要“鸟”的唇舌，在欧洲甚至产生了中国人需要随身携带板子写字交流的“传说”。
为解决语音学习的问题，传教士们采用了汉字拉丁字母注音方案。罗明坚与利玛窦共同编写的《葡汉辞典》就是采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最早尝试。不过，这套系统有一大缺陷，即没有标注汉语声调和气音状况。后来，利玛窦在郭居静神父等人的帮助下，参照乐谱音阶确定了汉字音调，选用了拉丁语中“－”“^”“ˋ”“ˊ”“ˇ”五种符号分别表示清平、浊平、上声、去声和入声，同时选用C作为送气音符号。这套更成熟的注音方案在《西字奇迹》使用并得以推广。金尼阁1626年所著《西儒耳目资》中的注音方案也得到传教士们的认可和支持。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语言学的影响，西人在研究语音时已经具备了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方法和思想，例如音位与音位变体观念，即在区分语音时考虑其区分意义的社会功能，把处在互补关系中的相似音素用同一注音符号表示，增强符号的表音弹性。此外，他们对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些语音及其发音方式的研究也有所发展。例如，舌尖前元音与舌尖后元音的区分就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步清晰的过程。语音分析的准确性在提高，认识在加深，汉语官话的音系架构也日趋完善。
可以说，这3个世纪中，传教士们对汉语口语的评价从最初的抱怨连篇逐步走向科学理智。虽然可能难以摆脱对汉语口语的刻板印象，但是传教士们仍在试图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汉语研究的深入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西人的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案日臻完善。这些语音文献为汉语语音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素材，也为汉语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参考。
神秘的汉字：从“神的旨意”到词源根字的探寻
和汉语口语的情况类似，西方人最初对汉字也抱有较为负面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汉字不具有表音性，传教士们需要记忆大量的字符才能初步具备汉语的读写能力。
虽然传教士们在学习汉字上有诸多抱怨进而产生一些偏见，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把汉字的相关知识带到了欧洲。曾德昭曾率先指出中国语言极其古老，可能是巴别塔72语言之一，更为接近上帝的思想。在解释汉字的象征义、构建世界观时，一些传教士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18世纪的索隐派就是典型代表。以白晋、马若瑟为代表的索隐派传教士尤其对《易经》之类的典籍感兴趣，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神秘意义的解读和对汉字的分析相辅相成。在基本笔画和字形的基础上，他们对其他的汉字各个部分进行解构、分析、系联，搭建出一套汉字的解读方式。例如，马若瑟曾在《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一文中多次提到有关“羊”的例子。“羔羊”（sheep）在基督教中一直被视为基督耶稣的象征。马若瑟在谈到《诗经·大雅·生民》中周始祖后稷之母姜嫄之名时，就指出“姜”中的“羊”即为神之羔羊基督耶稣，“姜”字表耶稣由她孕育，而“嫄”字表其童贞之源。在分析“善”的异体字“譱”字时，马若瑟认为它是“言羊”和“羊言”组合，可以解释为谈论羔羊（“言羊”）和羔羊说的话（“羊言”）都是好的。
索隐派的兴起与18世纪欧洲词源学的兴盛和神秘主义传统不无关系。在文艺复兴晚期，欧洲人热衷于探寻语言的起源，例如在欧洲语言中探寻最原始的词根。对汉语则是通过对汉字字形解构式的分析与阐释，以类词源式的方法寻找汉字中传达的基督教真理。这种释义的方法是一种过度的解读，是传教士们构造和解读世界时的心里映射。他们的汉字研究与其说是语言学的探讨，不如说是神学的论述。
索隐派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抨击，到19世纪后逐渐式微。不过，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推动下，词源学发展势头不减，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对汉字意义的探索也并未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音形义的新阶段。卫匡国《中国文法》的出版，将汉字214部首介绍给西方人。受其影响，西方人认为这214个字如同西方语言学构词法中的“词根”，只要了解了这些“字根”的基本意义，就可以理解由其构成的复合字的意义。这样的分析法，可以帮助记忆汉字，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汉字。比如“缐”字，由“丝”和“泉”构成，但在意义上却难以像印欧语中那样直接由“丝”和“泉”两个字根叠加得以解释。
西方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识到复杂的汉字的确是由简单的汉字或部件组合而成，但是汉字中最重要的表意的部件并不是部首。19世纪英国传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提出了汉字中根字（primitive）、构字部件（formatives）和派生字（derivatives）的观点。他指出，部首仅是根字中的一个部分，同一字根派生出的新字与根字之间的关系是字音相近、部首不同。这一问题的发现，促进了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音形义关系的积极探讨。他们开始注意到构字部件的表音功能，从而进一步推导出语音相同相近汉字在意义上和语源上的关联性。
19世纪正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盛行之时。欧洲人对词源的研究以语音为起点，通过比较亲属语言之间意义相同且语音有对应关系的词来确定同源成分，这也是由印欧语言字符的表音性所决定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对汉字从“形”到“音”的转变与这一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传教士们逐渐走出了对汉字形体神秘解读的执念，以更加科学客观的态度分析结构汉字，从而发现真正的汉字要诀，进入了真正的语言学研究的视野。
汉语语法：从削足适履到求同存异
欧洲的语法研究起步较早，16世纪时传统的拉丁语法已经相当成熟。相比之下，中国虽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汉语言研究的专著，但较侧重于语义与音韵，对汉语词法与句法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就连grammar一词的对译词“文法”也是清末从日语中借来的。
早期传教士的汉语语法研究都是以拉丁语法为依托。1652年，卫匡国完成了《中国文法》一书。他将汉语划分出十大词类，并在动词部分对汉语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有所介绍。1703年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依旧沿袭拉丁语法，进行词类划分，并对其形态和范畴进行描写。除此之外，对汉语的一些造句规则（主要是主动句型和被动句型）也进行了归纳说明。1728年，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首次区分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规则，指出了汉语中“实字”与“虚字”的区别。不过马若瑟并没有依照拉丁语法构造汉语语法规则，而是从语言事实出发对汉语进行描写，这样的做法更符合汉语言的实际情况。
进入19世纪，随着欧洲汉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专业学者投身于汉语的语法研究中。法国汉学家雷慕莎的《汉文启蒙》在词类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一些句法规则，并指出汉语的语法不能用西方传统的拉丁语法去生搬硬套。在传教士方面，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其系统性比之前的语法专著更强，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词法上，句法部分只归纳了九条规则，仅占五页篇幅。马士曼的《中国言法》在汉语语法本体研究上，也是由八大词类入手着重讨论词法，对句法的讨论较为简单，甚至有时句法与词法的界限并不清晰，将许多构词法放入了句法部分。艾约瑟的《中国官话语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除词法外，他对汉语句法规则的考察也颇为详细，这是此前西方人研究中所少见的。
整体看来，16至19世纪西方人所构筑的汉语语法体系自始至终都有着“拉丁化”的烙印。不过，随着认识的加深，他们也敏锐地认识到了中西语言差异。例如万济国提出“词无定类”的思想，后被《马氏文通》所吸收。马若瑟则是脱离了拉丁语法研究的范式。汉语中的虚词、语序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到研究视野中。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从“削足适履”式的套用慢慢走向“求同存异”式的共进。
（作者：邵则遂 陈晨，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教授、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