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语宝”微信公众号）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自2015年启动以来，众多专家学者积极投身于语言资源的保护工作。在语保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专家学者开展顶层设计，制定规范标准，研发技术工具，开展田野调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语言资源的调查、保存、研究和开发应用。今日，语宝正式推出“语宝有约”系列专栏，邀您一起和我们倾听语保人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近今天的语保人——
汪国胜教授。
汪国胜，湖北大冶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常务理事，语保工程湖北省首席专家。
汪国胜教授
汪老师，您好！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正式启动语保工程，您作为核心专家组成员，同时也是语保工程湖北省首席专家，可否请您介绍一下语保工程在湖北的布点以及目前的进展情况？
汪国胜：湖北共有 80个市县，分布有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赣语。湖北方言处于南北方言、官话和非官话的过渡地带，方言复杂，情况特殊。国家语委给湖北规划了 50个调查点，我们自筹经费，补充调查了 30个点，实现了湖北方言调查的 全覆盖。语保工程是一项迫在眉睫、史无前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大工程。我们是想借这次难得的机会，全面记录和系统保存湖北方言的实态，为学界、为历史留下一份有价值的方言文化资料，不至于因方言调查点的缺失而留下永远的遗憾。现在看来，我们的选择是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目前正在编写 《中国语言资源集·湖北》。《资源集》只收录了国家语委规划的50个点的材料，余下30个点的材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方式发表出来，作为《资源集》的补充。
关于湖北方言，我们都知道，早在1936年，赵元任、丁声树等先生对当时湖北71个市县中64个市县的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于1948年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省的方言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报告》“成为方言调查报告的一个模型”。80多年过去了，如今您带领湖北的语言学者参与语保工程，再一次对湖北方言开展大规模的调查。语保工程与当年赵元任等先生的调查相比，有哪些显著特点呢？
汪国胜：上个世纪30年代，赵元任等先生对湖北方言所做的大规模调查，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上的一个壮举，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仍然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经典，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打造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如果要比较两次大规模的调查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这种不同可以用“四更”来概括。第一是
更全面。这是就调查范围来说的。赵先生只是调查了64个市县，还有潜江、谷城、远安、宜城、建始、五峰、咸丰7个市县未做调查，未能实现调查范围的全覆盖；语保工程调查了80个市县，实现了湖北方言调查的全覆盖。第二是
更系统。这是就调查内容来说的。赵先生的调查偏重语音，词汇条目很少，语法更少涉及；语保工程调查了1000个单字，1200条词语，50个语法例句，还有相当数量的话语材料，调查的内容相对来说系统一些，也丰富一些。第三是
更地道。这是就调查对象来说的。在方言选点和发音人的选择上，语保工程比赵先生的调查更严格，而且是实地调查，因此所调查的方言应该说更地道，更具有代表性。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赵先生的调查都是在武昌进行的，选点也并非城关，发音人大多是武昌读书的高中学生。第四是
更先进。这是就调查手段来说的。语保工程除了要求纸笔记录，还对每项调查内容同步进行了音像摄录，更好地保留了方言的原生状态。赵先生的调查也做了录音，但没有录像，技术手段不及现在的先进程度。上面所说的这些不同是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带来的。就当时来说，赵先生的调查也是很先进的，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科学准确的方言历史文献。
这些年来您一直在积极推动湖北的语保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您经历了哪些难忘的事情？
汪国胜：语保工程湖北项目从2015年试点到现在，已经过去5年，确实经历了不少让人难忘的事情。记得2015年5月26日，田立新司长一行专程从北京到十堰市房县，对湖北的语保试点工作进行调研和指导，我和湖北省教育厅分管副厅长、省语委办主任陪同。田司长他们到达机场已是晚上，顾不上休息，连夜赶到房县。房县是山区，出了高速，就是盘山公路，路况很差，不光路窄，而且蜿蜒曲折，忽上忽下，加上夜间行车，不免让人提心吊胆。在第二天的工作座谈会上，田司长特别强调了语保工程的重要意义和质量要求。这次的调研，对我触动很大。我深切体会到国家对语保工程的高度重视，也感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唯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
最近一件让人难忘的事情与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语保湖北项目每年年终都要召开一次工作会。2019年的工作会于2020年1月15日－16日在三峡大学举行。会议内容，一是总结2019年的语保工作，二是推进《资源集》的编写。与会人员除了各调查团队和课题负责人，还有省语委办的领导，近40人，多数人需经汉口站乘高铁去宜昌。新冠肺炎的源发地“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离汉口站很近。我和华中师大的几位老师坐车去汉口站，就路过海鲜市场，并在熙熙攘攘的汉口站候车将近一个小时，16日又返回到人流如潮的汉口站，大家全然不知这儿已经是高危疫区，有病毒感染的危险。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害怕。幸亏老天对语保人特别开恩，无一人感染。
语保工程二期开展在即，对于湖北方言的调查，您认为还需从哪些角度着力？
汪国胜：目前我们想做的有两项工作。第一项是
湖北方言重点调查。严格来说，语保工程还只是一种概略性的调查，只能了解方言的基本面貌。下一步，我们将计划从湖北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赣语中，各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点，对湖北方言展开较为全面深入的调查。其实这项工作已经启动，我们想借语保工程二期继续推进。第二项工作是
湖北方言词典编写。方言词典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种方言的全貌。要编出一部高质量的方言词典很不容易。我们想分两步来实施。先编单点方言词典，初步计划选择12个点，西南官话6个，江淮官话和赣语各3个。这项工作也已部署，作为样本，已经编出《黄陂方言词典》。
前段时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为积极响应国家需求，您与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携手，共同组织并发动湖北语保团队积极参与战“疫”行动，连夜完成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您是怎样和湖北的语保团队攻坚克难的？
汪国胜：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湖北得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国家派出330多支医疗队、4万多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为了帮助援鄂医护人员解决医患沟通的方言障碍问题，助力湖北的抗疫战斗，教育部指导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及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人员成立了40余人的“
战疫语言服务团”，突击研制《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作为疫情重灾区的湖北语保人，当义不容辞，全力参与。接到任务后，我们紧急动员华中师范大学、三峡大学、长江大学、江汉大学、湖北师范大学、黄冈师范学院、湖北文理学院、湖北科技学院、湖北工程学院等
9所高校的调查团队，迅速投入工作。特殊时期，条件受限。发音人怎么选？团队成员有的自己上，有的请家人或朋友发音，但须确保方言纯正。不能出门怎么办？书房就当录音室，务必确保音频符合语保技术要求。为了抢时间，大家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仅用一天多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方言通》武汉、黄石、孝感、咸宁、黄冈、鄂州、荆州、宜昌、襄阳等9市方言文本的编制和方言音频的录制任务。看到老师们这种敬业忘我的精神，我很感动。
作为“战疫语言服务团”的一线代表，您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参与此次行动的感受？
汪国胜：参与这次服务行动，我确实感受颇深。首先，能够为抗疫做点实事，贡献微薄之力，感到欣慰，我想这也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感受。其次，我们的语言研究、方言研究不能是象牙之塔，要
面向国家需求，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社会需要语言服务，语言需要服务社会。这次的行动，是语言服务社会的一次成功尝试，也为方言的开发利用展现了光明的前景。可以说，方言开发，天地广阔；语言服务，大有作为。第三，从这次的服务行动中我们看到，
方言区的方言交际还是活跃的。事实上，方言交际是社会语言生活的重要方面，这既是一种现实需要，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方言的感情。我们说，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与方言的保护传承是并行不悖的，推广普及普通话不是以弱化甚至消灭方言为目的。保护方言，就是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保护语言生活的丰富性。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实施语保工程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