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http://www.pragmaticschina.com/ranyongping/rt_cog_communic.htm发布时间：2009-01-21 00:00:00.0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 《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10月 何自然 冉永平 1. 关联理论研究综述法国的丹•斯珀泊（Dan Sperber）和英国的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合作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一版于1986年面世，其目的是“给认知科学打下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第一版封底）。可见，它不是作者特意为语用学而撰写的。它是一本概括性很强的、有关交际与认知的专著，不仅含盖了现代语用学的很多研究课题，还涉及现代交际理论的主要问题。第一版面世以后，该书就已经被翻译成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朝鲜语以及马来语等多种语言。经过多次印刷以后，斯珀泊和威尔逊于1995年又推出了第二版，至今新版也是被多次印刷，仅在1996年就印刷过两次。可见该书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语用学研究的两大主题就是话语的生成与话语的理解。格莱斯（Grice, 1975）会话含意理论模式以说话人为出发点，提出意向交际的观点，设想说话时遵守合作原则，并设想在违反合作原则下听话人要推导出话语的含意。后来，在利奇（Leech，1983）、列文森（Levinson，1983），荷恩（Horn，1988）、卡塞尔（Kasher，1994）、斯珀泊（Sperber，1986，1993，1995）、威尔逊（Wilson，1986，1993，1995）等人的研究中，有关含意推导的话语认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修正和发展。在这些理论模式当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斯珀泊和威尔逊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中所提出的关联理论。从该理论提出至今，一些介绍、应用该理论的论文、专著不断面世。比如国际语用学刊物Journal of Pragmatics，Pragmatics以及Pragmatics & Beyond系列丛书上有许多文章从认知的角度展开语用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只是在Journal of Pragmatics上就出现了几个语用与认知研究专刊，比如Cognitive aspects of language use（Vol.12, 1988），Cognitiv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use（Vol.16, 1991），Literary pragmatics: Cognitive metaphor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poetic text（Vol.25, 1995），On the cognitive aspects of cinematic and visual discourse（Vol.26, 1996），Cognition and relevance（Vol.29, 1998），其中的很多研究直接涉及关联理论的应用。此外，语言学刊物Lingua曾出过两期关联理论研究专刊，还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散见于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Lingua, Multilingua, Discourse Process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等国际学术刊物。在威尔逊和罗宾•卡斯顿（Robyn Carston）的带领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特意成立了一个“关联研究小组”（Relevance Research Group）；此外还专设了“关联网上通讯”（Relevance E-mail List），吸引世界各国的关联理论爱好者参加，就认知语用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近年来，关联理论、认知与话语理解等都是互联网上语用学界集中讨论的主要内容，讨论的议题十分丰富，比如主观性与关联性、格莱斯的会话含意理论与关联理论的比较、关联性与语用推理的或然性、关联性与语用能力、关联理论与乔姆斯基语法之间的联系、关联理论与生成语法之间的关系、语法化对话语理解的制约、话语联系语或连接词的关联分析、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关系的关联理论解释、关联理论在语言习得中的应用等等。在2000年，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的弗朗西斯科•尤斯•拉莫斯（Francisco Yus Ramos）博士汇编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关联理论网上参考文献（Relevance Theory Online Bibliographic Service），汇集了世界各国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而且不断补充，供读者网上查询，网址为http://www.ua.es/dfing/rt.htm。近年来各国组织的研讨会中与关联理论有关的论题也十分丰富。总之，根据各种文献显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引起交际与认知的广泛讨论，比如关联理论的交际观、认知语境观、明说与含意之间的区别性特征、概念编码与程序编码、会话含意的收窄与构建、指称的关联性解释、明说和隐含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关联与解构、关联理论中的意义重构与强式意义、关联性与理解的认知努力、关联理论中的言语行为、语境构建与规约化现象、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问与答的关联性、 从认知的角度看礼貌、关联理论论翻译、关联理论对语篇的解释力等。 近年来，关联理论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从以下几个专集中便可约见一斑： Groefsema, M. 1997. Proceed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Relevance Theory Workshop. Chelmsford: Peter Thomas and Associates. Rochota, V. & A.H. Jucker. 1998. Current Issues in Relevance The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Robyn Carston & Sheiji Uchida, 1997，Relevance Theor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artinez, José Mateo, Francisco Yus. 1998. Revista Alicantina de Estudios Ingleses, Vol. 11. 其中尤斯•拉莫斯的“关联书目”（Relevance: a thematic bibliography list）收集了包括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98年的500篇参考文献。如何把关联理论引入翻译，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德国学者欧内斯特•格特（Ernest Gutt）博士专著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1991），涉及关联理论对翻译的指导作用，林克难在《中国翻译》（1994年第3期）对该书曾有专门介绍。还有尤斯•拉莫斯的《合作与关联：口译中的语用等同》（1997）等。英国鲁顿大学的乌拉迪米尔•泽戈瑞克（Vladimir Zegarac）博士曾在“关联网上通讯”上就认知语用翻译发起过热烈讨论。关联理论是有关话语理解的一种理论，它主要以言语交际中的话语，如随意言谈（loose talk）为分析对象。但有的学者指出，书面语篇与其它任何形式的言语交际不存在本质差异，因为都涉及交际意图，因此该理论同样适用于书面语篇，如小说、诗歌、散文、广告语等，对他们同样具有解释力。比如日本学者凯科•坦南卡（Keiko Tanaka）博士利用关联理论框架去分析广告语，最后推出了很有影响的专著Advertising Language（1994）。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至此，读者应该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一定启示。在我国，从80年代末开始至今，外语界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开始出现了介绍、引述关联理论的论文，比如“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沈家煊，1988）、“关联理论述评”（张亚非，1992）、“也评‘关联理论’”（曲卫国，1993）、“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刘绍忠，1997）、“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何自然、冉永平，1998）等。也有部分文章涉及该理论的应用研究，比如“关联原则及其话语解释作用”（张亚飞，1992）、“提问的相关性解释”（何刚，1996）、“关联理论对语篇连贯性的解释力”（苗兴伟，1999）、“话语联系语的语用制约性”（何自然、冉永平，1999）、“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赵彦春，1999）、“关联性•翻译标准•翻译解读”（孟建刚，2000）等等，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已汇编入《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何自然、冉永平，2001）。高兴的是，我国出现了结合关联理论的《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但是，总的来说，我国学者似乎对认知语用问题还注意不够，还缺乏这方面系统、深入的且具开创性的探讨，有的学者甚至对关联理论不了解、存在误解，甚至有偏见。与国外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相比，我们的研究成果实还显得很单薄，就连日本学者推出的成果也超过我们。不过，随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同行对关联理论产生兴趣，努力去理解和消化它，并尝试用它去指导自己的语言实践，解释语言事实。我们相信，对该理论越来越多的同行将会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理解该理论以后，我们共同的任务应该是结合汉语语用现象与文化特征，推出自己的成果。上述是我们提供的关联理论研究的现状和今后一定时期内该理论的研究趋向。从研究综述我们便可略见15年来该理论的影响，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人们抛弃与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交际与认知的一些共性。如果上面的讨论与综述能够帮助我国读者去理解该理论、熟悉前沿研究动态，为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为课题立项等提供参考，将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与欣慰。 2．主要内容 2．1 全书概貌新版保留了旧版的文字内容，甚至连页码都保留了下来，只是对印刷错误进行了更正，增加了一些原文脚注。不同的是，第二版增加了一个长达25页的后记，以及从8页到20页的参考书目，增加的书目以及后记尾注中提及的参考书目正是第一版面世以后人们围绕关联理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总览。后记中，作者首先回顾了自关联理论提出以后的发展概况，然后重点列举了关联理的几个修正。全书一开始就清楚地交代了本书的目的——探讨交际是怎样实现的，且贯穿始终。新旧版全书共分四章，布局非常简单、清楚。作者文笔简练，论述令人信服。但是该书易读，不易懂（Levinson, 1989）。第一章“交际”，向读者交代了关联理论的来源，总述作者的交际观。对“交际”这个概念的认识是理解关联理论的一个中心部分，也是前提。交际指什么？交际是如何发生的？影响交际的因素是什么？交际成功的关键是什么？作者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交际涉及以下两个主要问题：（1）什么是明说信息，什么不是？（2）哪些是隐含信息？交际的语码观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却不能说明第二个问题，而且纯推理模式也不能对整个交际过程进行解释。因此，有必要从一个新的、更为综合的角度去分析交际。二十世纪70年代格莱斯学说引发了有关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它为人们研究交际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奠定了基础，但却存在较多遗留问题，包括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来源与合理性的问题。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否具有普遍性？或是否受特定文化的影响？是否还需要更多的准则？少用点准则能行吗？等等。根据格莱斯的观点，语用原则主要通过引导人们识别含意而着力于交际的暗含方面。对于明说交际，格莱斯主要还是坚持他的代码观。但是，语用原则是否有助于消除歧义、确定指称意义，哪一些原则对明说交际有影响而对暗含交际不起作用呢？它们是否可以帮助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呢？这是语用学研究中普遍忽略的、关于理解过程的问题。斯珀泊和威尔逊比较了交际中的语码模式与推理模式以后，集中分析了格莱斯交际理论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还讨论了互知假设、认知环境与互明等重要概念，它们都是心理现实（psychologically realistic）。互知（mutual knowledge）是指语言交际中随着交际内容的变化，双方必须随时相互知道一切有关的语境信息，而在实际的交际中这是不可能的，它其实是一种语码模式论。因此，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互知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互知不合常理，不能反映语言交际时的认知状态，于是便用“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替代了互知。认知环境就是人们所知道的一些列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互明就是双方共同明白的事实或信息，或者是双方对共同明白的事实的表现。认知环境的相互明白或互明是影响交际成功的主要因素。最后，他们指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 ）的一个明示 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明示与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种明示过程，即把信息意图明白地展现出来，而从听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又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比如话语），结合语境假设，求得语境效果，获知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需要强调的是，关联理论的交际观并没有完全抛弃语码模式，编码与解码仅仅是推理的基础。根据语码模式，交际双方只是对信息进行简单的编码、接收与解码。而推理模式则强调信息接收者对交际意图的推理。单一的语码模式坚持语用模块论，也即语用仅仅是语法规则的延伸与扩展。但斯珀泊和威尔逊指出，语码从属于推理，并反对将语用问题视为语言模块的延伸。总之，作者认为，人类交际（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是一种认知活动。第二章“推理”，是本书的难点部分，主要讨论了非论证性（non-demonstrative）推理、逻辑形式、命题态度与实际假设、假设力度、演绎规则与概念、演绎系统或机制、演绎类型以及演绎推理在非论证性中作用等。作者指出语用推理是非论证性的演绎推理，从一个假设推导另一个假设，直到对话语作出最佳关联解释，它不同于一般的逻辑推理。一般的逻辑推理仅仅依靠前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语用推理的依据就是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斯珀泊和威尔逊指出，在对信息的自动处理过程中，涉及语用推理的仅仅是删除规则（elimination rules）这样的演绎规则，而不是引入规则（introduction rules），因为推理涉及的假设是结构化的概念集合，是删除规则的操作对象，它可以删除假设，派生出一定的新假设。斯珀泊和威尔逊的语用推理逻辑仅仅考虑有推导意义或非琐碎的语境结论，因为这种结论是关联性的逻辑结论，非关联性的逻辑结论是不具有推倒意义的。处理语用推理系列假设有两种方法，一是考虑从“明天我要考试”推理出“我不去看电影”的总过程，另一种是考虑该过程中的每一个动态环节，即从一个假设推出另一个假设的演绎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听话人的推理才能愈合（fill）话语的语义表征与它传递的交际信息之间的信息差。在交际中，听话人必须对说话人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进行推理，也就是形成有关话语交际目的的假设。在非论证性的推理中前提的正确却不能保证结论一定正确，只是有可能使结论正确。同时，根据斯珀泊和威尔逊，推理还是自动的（spontaneous）、是假设形成与验证为主的过程；此外，输入信息的真实性并不影响关联性，比如小说等文学作品，推理的逻辑才可能导致关联性的差异。但是，推理过程是或然性的。最后，作者提出了“语境效果”与关联性有关的重要概念。它是新信息与旧信息或假设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结果。他们演绎推理中出现的三种语境效果，只要某一话语或新信息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下面任何一种语境效果，它就具有关联性： (1) 在一定语境条件下，新信息与旧信息或现有的语境假设相互作用，产生了语境含意。 (1) 在一定语境条件下，新信息加强或证实了旧信息或现有的语境假设。 (2) 在一定语境条件下，新信息与旧信息或现有的语境假设相互矛盾或抵触。后来，斯珀泊和威尔逊把原来的语境效果统称为“认知效果”。第三章“关联性”，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重点与难点。作者讨论了关联的条件、关联程度、语境观、语境选择、个人关联、现象与刺激的关联、关联原则以及关联理论对明示 推理交际的解释。关联性是制约演绎推理的原则，而语境效果是衡量关联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二者之间成正比关系，即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然而，语境效果不是衡量关联性的唯一因素，还需要人们在信息处理时付出一定的努力或心理投入（processing effort）。这样处理努力便是衡量关联性的第二个因素，二者之间成反比关系，即在同等条件下所付出的努力越多，关联性就越弱。因此，如果要取得最大的关联，就要用最小的心理投入去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由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属于思维过程（mental processes）中的非表征性部分，关联性是一个程度问题，是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具有非表征性特征（non-representational），即关联不需要表征，更不能运算，也就是说关联性不能量化，具有一定的心理特征，所以斯珀泊和威尔逊没有给“关联性”这一定义进行量化。那什么是关联性呢？关联性是认知过程中输入信息的一种特征，可被看作是输入到认知过程中的话语、思想、记忆、行为、声音、情景、气味等的一种特性。当输入内容值得人们付出一定的努力进行加工处理时，它就具有关联性。那么，什么使输入内容值得人们去加工处理则可以根据语境效果和所付出的努力或认知努力这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关联原则不同于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它不是一条准则，也不是交际中说话人可以随意遵守或违反的，因为交际是关联为基础的（relevance-oriented）。根据该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这是一条交际原则。因此，明示交际的每一个行为都存在这样一个前提，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然而，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关联性又是一条有关人类认知的普通原则：“人类认知趋向于同最大关联性相吻合”（p.260）。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了揭示交际的认知状态，斯珀泊和威尔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的语境观。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在交际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假设称为“认知语境假设”。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就是构成听话人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假设，而不是具体的情景因素。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语境不仅仅限于客观环境等非语言语境、话语本身等语言语境；此外，语境不是言语交际中双方事先知道的固定因素。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语境观，将语境视为一个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形成、发展的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是听话人有关世界的假设子集，也就是说语境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语用学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话语理解过程中听话人是如何为每一个话语建构新的语境。由于人们的认知环境与认知结构不同，对话语的推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暗含结论。总之，关联性是始终制约人类交际的基本因素，可看作一个常量。而语境则是一个变量，语言的交际过程就是一种认知语境的参与过程，其中涉及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验证等。第四章“言语交际的若干方面”，有选择性地直接涉及如何利用关联理论去解释一些语言现象，讨论的问题包括语言与交际之间的关系、言语交际中的明说与隐含、命题形式和隐含意义的识别、与语言结构和命题形式有关的语体效果、隐含意义与语体及其诗意效果（poetic effects）、语言使用的描写与解释功能、刻意用法与隐喻、回声式话语与反语，最后分析了言语行为及其关联问题等。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语言不是交际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信息处理却离不开它，在很多情况下语言的使用并不是为了交际。围绕言语交际，作者重点区分了明说（explicature）与隐含（implicature）、刻意用法（literal use）与隐喻和反语等随意言谈之间的差异。格莱斯认为，识别话语“明说”了什么取决于事前能否消除歧义等，而 斯珀泊和威尔逊则宣称，要识别话语明说了什么，关联性十分重要。有了关联性，人们才可以付出最经济的努力，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至于识别话语所表达的命题，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句子通常并不表达完整的命题，因为语义表征往往是一些不完整的逻辑形式，它充其量也仅是些零碎的思想表征。所以，在确定指称、消除歧义等之后，语义表征才能作为一种明说意义进入完整的逻辑形式。根据斯珀泊和威尔逊的定义，隐含指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明说的依据当然又是关联性。在逻辑式中加进任何的明说，都有助于演绎，或者说可以增加语境效果。格莱斯的含意与斯珀泊和威尔逊的隐含是不完全相同的。隐含是一些语境演绎结果（contextual deductions）。不过，有时（例如遇到一些不完整的语句）可能要加上一些假设前提，求得话语的关联性，才进行合理的演绎。根据格莱斯，明说就是话语直截了当所表达的命题，为了弄清楚话语明说了什么，即明确地表达了何种命题，听话人必须对话语进行解码，以获取语义，而含意则与违反合作原则各项准则有关，需通过语用推理才能理解。但关联理论却对明说与隐含予以同样的重视，从明说得出隐含意义，必须经过两个步骤：先得出隐含前提，然后再推导出隐含结论。格莱斯认为，隐喻和反语等是违反了某准则才产生含意的，但按斯珀泊和威尔逊的说法，它们的含意属于语体学上的形象表达，是一种随意言谈，并没有违反任何的交际准则。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不是所有的非真实话语都能视为喻意用法（figurative use）。在理解喻意性话语时，我们不能只限于搜寻恰当的含意，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喻意性话语，而且还要努力获取它们产生的复杂效果，比如语体效果或诗意效果（poetic effects）等。此外，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可以实施一定的行为，这样的话语称为直接或间接的言语行为，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话语的言语行为分析却忽略了语言形式和命题态度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联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言语行为表明的仅仅是说话人信息意图，需要通过寻找关联性去理解它们的施为用意。总的来说，本章集中讨论的是关联理论对言语交际的应用价值，以此证明关联理论是一个可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语用框架。总之，作者见解鲜明，大胆地推出自己设想的新观点，在第二版前言中作者开门见山明确地告诉读者，他们提出了研究人类交际的“新视角”（a new approach）。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精神与学术风格。 2．2 关联理论的几个新修正《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二版保留了旧版的基本内容。整体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作者增加了一个总揽近年来该理论发展概貌的后记，包括部分内容的变化与修正。下面进行简要介绍：（1）关联原则在第一版中，作者只提出了一条关联原则。而在第二版后记中，该原则就被改为关联的第二原则，即关联的交际原则，全书从头到尾提到的关联原则都是指它。另外还增加了一条原则——关联的第一条原则，即关联的认知原则：关联的第一原则或认知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同最大关联相吻合。关联的第二原则或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其中，前者与认知有关，后者与交际有关。第二原则以第一原则为基础，而第一原则却可预测人们的认知行为，足以对交际产生导向作用。那么，为什么要提出两条关联原则，而不是原来的一条呢？或者说，“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之间有何区别呢？将关联原则由原来的一条改为两条纯粹是一个术语问题，其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注意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之间的差异，而在早期的理论框架中，斯珀泊和威尔逊 未能突出这一点。无论旧版或新版，书中所提到的关联原则主要指第二原则，即交际原则。新版对关联原则的改动本身并无新意，不过对关联原则作出阐释，从而有助于明确关联理论与认知的关系。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相吻合，因而，交际只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在第一版中，他们区分了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最大关联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的最大语境效果；而最佳关联就是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他们归纳出了以上两条原则，但当时只突出了上述的第二原则，并称之为一条关联原则。这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误解。人们往往忽略了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之间的差异，并以为他们只主张最大关联这条单一的原则，管束交际和认知两个方面。因此，斯珀泊和威尔逊希望通过区分两条关联原则之间的差异，来消除这样的误解（Higashimori & Wilson，1996）。（2）关联假设作者曾指出区分最大关联性和最佳关联性的原因，但在第二版的后记中作者又增加了另外一些原因。就认知而言，他们沿用了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相吻合；可就交际而言，斯珀泊和威尔逊关注的是，如果已知关联的认知原则，那么听话人应期待什么样的关联才算合理。因此，在第二版后记中，他们对原来的最佳关联假设进行了修改，旨在解决第一版未涉及的问题。不管听话人会产生什么样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总是希望说话人生成最大关联的话语，他也许不愿意或不能够提供最大关联的信息，或者以最恰当的方式呈现该信息，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最佳关联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研究，根据话语理解时所付出的努力和语境效果，听话人应该产生什么样的期待。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在第一版中，斯珀泊和威尔逊指出，寻找关联主要指最低限度的关联（即满足说话人的期待），只要找到关联就不再找了。但在新版中，他们认识到，一个话语的关联性可以比期待的关联要大。为了取得完满的语境效果，在寻找关联的过程中，要进一步追求较高层次的关联。于是，斯珀泊和威尔逊（1995：270）提出了修改以后的最佳关联假设：（a）明示刺激（比如话语）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听话人付出努力进行加工处理。（b）明示刺激与说话人的能力和偏爱相一致，因而最具关联性。相比之下，修改以后的关联假设在某些方面比旧假设更具解释力，显得更简单。因此，这是新版后记中所提出的最具实质性的修改（Jucker，1997）。（3）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这两个概念在原来的论述中是模糊的，而在新版中斯珀泊和威尔逊则强调了区分概念编码（conceptual encoding）与程序编码（procedural encoding）的重要性。话语可以对两种基本意义进行编码：概念意义和程序意义。它们相当于布莱可莫尔（Blakemore，1992）所区分的“表征意义”与“程序意义”。前者对话语表达的明示信息和暗含意义都起一定作用，并通过增加话语的关联假设提高明示交际行为的关联性；后者却对理解明示信息和推理暗含意义在程序上进行制约或指引，使听话人付出较小的努力去获取更大的语境效果。为保证交际活动自身具备最佳关联，即保证明示交际活动中所有语言或非语言成分都有助于取得交际效果，或者有助于减少理解话语过程所付出的努力（即使话语更容易理解），说话人必须让听话人获得足够的关联。为了给听话人在寻找关联、理解话语时提供指引，布莱可莫尔（Blakemore，1987）曾提出关联的语义限制，即通过分析某些情态指示语、话语小品词或话语联系语等揭示的施为用意, 对听话人在寻找关联、理解话语时进行的种种假设，在数量上加以限制，从而收窄范围，以便容易理解。这种给听话人提供的理解程序指引可以增加明示交际活动的关联性，从而减少为理解而付出的努力。（4）语境效果与语境假设的削弱在第一版中，斯珀泊和威尔逊（1986：108—17）根据以下三种语境效果来给关联性下定义：（1）语境暗含；（2）现时语境假设的加强；（3）现时语境假设的相互矛盾与排除。在第二版（注释d：294，）中，他们提出了第四种语境效果，即现时语境假设的削弱（weakening）。那么，为什么要增加第四种语境效果呢？他们指出，如果现时语境假设得到加强或者受到削弱，都可能具有关联性。问题在于，现时语境假设在什么地方被削弱的呢？这里存在两个不同的问题：（1）是否削弱现时语境假设有助于获取话语的关联性。他们对此持肯定态度，而且始终认为，现时语境假设的加强或削弱都对获取关联性起一定的作用。在对产生语境效果的语境化（contextualisation）条件进行解释的同时，他们已对此作过阐述（注释26：286）。（2）是否应该将现时语境假设的削弱与语境暗含、现时语境假设的加强以及现时假设的相互矛盾与排除一样视为一种不同的语境效果。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现时语境假设不可能直接减损，只能将其当作另一语境效果的一种副产品（by-product），比如，现时语境假设的相互矛盾与排除，就会削弱所有依赖于该假设的语境暗含。因此，不应把现时语境假设的削弱当作一种独立的语境效果，它只对关联性起间接作用。（5）正面认知效果斯珀泊和威尔逊（1995：264；265-66）指出，关联信息是值得保留的信息，而错误信息一般是不值得保留的信息，因为它会降低认知效率（cognitive efficiency）。他们的最初目的是想获知关联性与认知效率之间的一种直觉联系（intuitive connection）。为此，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一版中，他们指出，关联性取决于语境（认知）效果和努力程度：语境效果越大，获取这些语境效果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无论正确的或错误的）关联信息是人们能够成功地进行处理的信息，它们可以产生正确或错误的结论（一种语境效果）。后记（3•3•1节）中，他们还提出了以下问题：假设人们有一个错误信念（belief），且这个错误信念所提供的信息可能被成功地进行加工，从而产生更多的错误信念，那么，这是否会影响认知效率，从而影响关联性呢？或者说这样的信息是否仅仅与听话人有关？仅仅导致错误信念的信息不应该被看作是处理该信息的听话人的关联信息。为获取以上直觉联系，就必须区分两种认知效果：（1）正面认知效果（positive cognitive effects），比如正确的信念，有利于提高认知效率，这显然是关联性在起作用。它是对实现人们的认知功能或目的起积极作用的一种语境效果。其实语境效果就是改变人们信念的语境效果，它是作者推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一版以后在一系列文章中一直使用的术语。（2）其它认知效果，比如错误信念，它们是不值得保留的，因而毫无关联性。第二版中，作者在给“个人关联”下定义时，根据的就是正面认知效果和话语理解时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正面认知效果越大，获取这些认知效果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就越强。因而，认知效率和努力之间成反比关系。但须注意的是，只要错误信息能够产生正面认知效果，它仍可能具有关联性。故事、玩笑、假设等都可能对认知效率起作用。输入信息的真实性既不是关联性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起作用的是输出信息的真实性。 3．关联理论评述（1）关联理论的理论意义正是因为格莱斯对语言学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开创了现代语用学。会话含意这一概念则可以说明非常规意向性交际是如何实现的。自格莱斯提出会话含意学说以来，引发了有关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格莱斯的意义理论认为，话语可以传递语义内容以外的信息，听话人能够识别话语的隐含意义，因为人类交际受制于一定的普遍原则，比如合作原则。斯珀泊和威尔逊（1981：155）认为，“可以毫无夸张地说，现代话语解释理论是格莱斯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的直接结果”。在提出关联理论之前，斯珀泊和威尔逊对格莱斯的语用思想进行了某些质疑与批评（Ramos, 1998；Schulz，1999）。因为格莱斯的交际理论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此外，但格莱斯理论为关联理论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础，斯珀泊和威尔逊指出了该理论的优点与不足以后，发展了话语解释理论，提出了有关交际的普通认知观，对话语理解过程的认知性解释超出了格莱斯的分析。格莱斯理论对哲学、语言学，尤其是对语用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为关联理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是斯珀泊和威尔逊对话语理解过程的认知性解释超出了格莱斯的分析。格莱斯认为语用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对含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进行解释，含意往往与准则的违反有关。然而，从认知的角度去描写交际过程是《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主要目的，作者试图将语用学的整个重心转向认知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上（Levinson, 1989），其中的关联理论是一个系统理论，它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创始人斯珀泊和威尔逊确实有自己全面的认识和估计，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抽象力和解释力。这是大家的一种共识。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语言交际作出解释，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为我们从事学科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同时，将认知与语用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探讨自然语言交际的一种必然、一种归属，因此，斯珀泊和威尔逊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方向性的引导。语用学何处去？关联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重要启示。他们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从话语生成转移到话语理解，并指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话语理解就是一种认知活动。总之，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探究语言交际无疑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关联理论不仅是对格莱斯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它更重大的意义在于丰富了语用学理论。当然，关联理论不仅仅是为语用学服务的。把“关联”这一概念从语言符号学转移到认知心理范畴，为关联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和提出了更合理的方法论。关联理论主要对交际中的自然语言进行认知心理的研究，因此，它向符号学提出了挑战，镅越饴胗胪评砣谖惶澹ソ沂居镅越患剩绕涫亲匀挥镅岳斫獾囊话愎媛伞? 根据人类认知的特点，斯珀泊和威尔逊指出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只会关注、处理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话语，而且倾向于在与这些话语最大限度的关联语境中对其进行处理，并构建与这些话语有足够关联的心理表征。我们认为，这一解释更接近于人类这一认知主体的本质，即符合人类的认知心理，也更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事实。他们在探讨认知模式而提出关联理论时，摆脱了格莱斯构建会话理论时所进行的抽象哲学思考。在格莱斯的推理模式中，语境是交际双方共知的、预先设定的，然而，斯珀泊和威尔逊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格莱斯理论，指出传统的编码-解码过程附属于认知的推理过程。他们更加强调了交际中语境的动态特征，将语境视为一个变项，包含一系列变化中的命题，关联性则是一个常项、一种必然。此外，关联理论的语境观不同于人们对语境的传统认识，语境被视为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由一些列假设构成，话语理解时所进行的推理就是在语境假设与新信息之间进行的，语境假设的选择、调整与证实受关联原则的支配。除了批判地继承了历时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以外（这方面已有较多评说，此处恕不赘述），关联理论还吸收了当代认知科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如借鉴了福德尔（Fodor，1983）等认知学家的研究成果，侧重探寻推理的心理机制；提出应该根据模块理论去分析大脑中枢系统，认为主体认知系统包括逻辑信息、百科信息与词汇信息，它们构成了人们的认知环境。该理论还包含了人类交际行为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即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此外，关联理论还提倡说话人改变听话人的认知语境，这也符合人们的交际需要。可见，关联理论具有多源化的理论背景，比以往的语言交际理论获得了更多的理论支撑，其解释更具说服力。（2）关联理论的实践意义关联理论还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也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这方面已有大量的论述。前面的综述部分对此已有所涉及。关联理论除了在消除歧义、确定指称意义等方面有指导作用外，还对研究使用中词义的收缩（narrowing）与扩充（enriching）有一定的启示；它可以对包括语态、时态与体、情态动词、助动词、小品词、联系语以及状语结构（包括插入语）等进行分析；也可以利用关联理论去分析句子和语篇的某些文体特征。在言语交际中，我们能够利用该理论对一定条件下的指称结构、省略形式等进行很好的解释。此外，关联理论对文学作品、传媒语篇（比如广告语、宣传语）、翻译等不同形式以及不同层次的语篇交际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还可以从一个新的、不同于 格莱斯理论的角度对隐喻、幽默、反语、夸张等随意言谈进行分析。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实践中，关联理论，尤其是其中对认知环境、交际主体之间的相互明白的解释，对语言习得与语言使用中出现的语际语言现象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为第二语言的理解与使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要么涉及认知环境，要么涉及交际主体之间对认知语境信息的相互明白，在交际或语言理解中交际主体需要对使用的语码和语境信息等进行选择、调整与顺应，以扩大或丰富交际双方的相互认知环境，实现相互之间的互明，这样就可以保证交际的成功。为此，关联理论可以对我们外语阅读、听力等方面存在的困难进行解释，也可以对（跨文化）语言交际活动中出现的失败与失误从认知上进行解释。可见，关联理论对语言教学与学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此外，关联理论还对非语言交际具有一定的解释力。（3）争鸣与不足当《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一问世，就出现了肯定与否定的评论，如尼莫（Nemo，1988），列文森（1989）等，第二版面世以后人们对关联理论的争论与评说仍在不断继续与深入。这正好说明了该理论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一种认知理论，确实给我们解释交际带来了新视角。因此，可以说它富有创意、充满生机。不过，同别的任何理论一样，关联理论的出现受到时代的局限，受到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当然具有不完备性，因此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议。正如作者在第二版后记一开始就指出，他们的“交际理论提出以后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同时也受到广泛批评、广泛误解”（P.254），因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是一本大胆的、很具争议的专著（Levinson，1989）。吉罗（Giora，1997, 1998）等认为，关联理论不是管束人类语言交际的唯一理论。她认为，关联原则可以解释人类语言交际，但它并不是有关人类交际的唯一原则。语言交际不仅仅限于寻求话语的关联性，也需考虑话语的意义连贯问题。因此，关联理论不能完全取代有关话语或语篇连贯的其它理论，如格莱斯的会话含意理论。面对上述吉罗的主要异议，威尔逊（Wilson，1998）作出了反响。她指出，吉罗感兴趣的是话语连贯与连贯程度，包括话语的规范性（well-formedness）、恰当性（appropriateness）、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或合意性（desirability）等。所以，他们与吉罗在解释话语的根本出发点上存在分歧。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话语连贯取决于关联，也即只要话语具备了关联，它在意义上就是连贯的。吉罗认为，关联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它不能对话语的连贯性作出解释：（1）对听话人来说，话语可能具有（最大）关联性，但他/她会认为该话语在意义是不连贯的；（2）话语可能不具有最大关联性，但听话人认为它却是连贯的。因此，不应该根据最大关联性去解释话语的连贯性，而且它也不足以对此进行解释。据此，威尔逊认为，吉罗将最佳关联的交际原则与最大关联的认知原则混为一谈。她和斯珀泊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第一版中提到的关联原则其实指最佳关联的交际原则，而吉罗所言的关联原则却是最大关联的认知原则。这一点曾引起很多读者的误解，没能注意这两条关联原则之间的区别，吉罗也不例外。斯珀泊和威尔逊坚持，应该根据最佳关联性以及关联原则去判断话语的可接受性、连贯性。在对关联理论的评论中，有的否定却是因为误解或不解导致的。由于斯珀泊和威尔逊以人类认知为出发点，强调认知语境的作用，并指出关联假设是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特征，关联原则是不可能违背的；而格莱斯的会话理论强调交际的规约性或常规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斯珀泊和威泛雎粤私患实纳缁峁嬖夹砸约俺９嫘裕购雎粤松缁嵛幕锞扯匝罢夜亓闹圃甲饔茫蛭て谝岳慈嗣且恢比衔衩彩且桓錾缃晃侍舛皇侨现侍狻；褂校亓砺圩允贾林瘴瓷婕袄嗨频纳缃挥镉梦侍猓蛭圭瓴春屯分饕性诿魇鲸C推理的讨论上，所以不少学者对此已有微词（如Goatly，1994）。还有的读者认为，斯珀泊和威尔逊从认知的角度对交际进行说明时没有考虑社会因素，因此是一个“反社会”（asocial）的理论模式。塔尔博特（Talbot，1997）指出，在现实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人，具有一定的社会规约，也就是说人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属性。此外，还有学者（比如Mey & Talbot, 1988; O’Neill, 1988-89; Talbot, 1993）也指出，在斯珀泊和威尔逊的理论分析中交际者之间的差异仅仅被视为个人认知环境的不同，这些差异又起源于人们之间物理环境与认知能力的不一样，为此，他们在分析认知环境时明显忽略了文化与社会因素。总之，这些学者都认为，斯珀泊和威尔逊在对交际的分析中排除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这一误解，斯珀泊（Sperber，May20/2000）在“关联网上通讯”中进行了回击，同时指出关联理论必须首先是一种认识论理论（epistemological theory）。此外，博斯里（Borsley，May21/2000）也指出，持以上误解的读者感兴趣的往往是交际的社会作用，而不是实现交际的认知过程。贾瑞（Jary，1998）也曾对以上误解也进行了驳斥并指出，关联理论完全包融（accommodate）了社会因素，也就是说可以解释社会语言学问题。在本质上关联理论并非置社会文化因素而不顾。斯珀泊和威尔逊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成功地实现交际，而且是言语交际的理解方面，他们始终坚持，人是信息处理者，但并没有否认人的社会属性。贾瑞认为，关联理论对祈使句等结构的礼貌特征的分析比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1987）从社会文化角度的解释更令人信服。无独有偶，埃斯坎德•维达尔（Escandell Vidal，1996）等也认为，从认知出发可以分析社会文化特征以及差异，并成功地尝试从认知的角度探讨礼貌现象。他们已经成功地尝试从认知的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去探讨交际中的礼貌现象，并指出“关联理论可以为礼貌的一般理论提供一个恰当的框架”（1996：638）。关联理论需要解释的是，礼貌何时与理解取得关联，也即礼貌何时可以构成一种信息，“礼貌效果”或“非礼貌效果”（(im)politeness effects）是何时产生的、如何产生的。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去开拓、完善。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斯珀泊和威尔逊认为不存在固有的礼貌形式，礼貌或非礼貌效果是语言形式和认知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认知语境是一种内在表征（internal representations），它由前序话语、非语言语境以及百科知识等构成，话语理解时需要进行选择；然而，从社会文化特征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交际的观点，语境是外在的、已知因素。因此，他们的分析其实为我们从认知出发而非仅仅依靠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去探讨交际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关联理论，交际是为了改变双方的相互认知环境，通过明示行为实现的。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听话人需要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为此，听话人就会利用互明假设（mutually manifest assumptions）作为前提，去推理说话人的意图。然而，说话人的互明假设已经包含了他对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的推测与估计，因此，在说话人生成明示话语之前，实际上已经考虑了社会因素等。可见，关联理论并没有忘记社会文化因素对交际的作用，否则就不能从整体上去阐明人类的交际与认知活动。根据关联理论的实质，在话语生成与理解过程中，语言现象与社会文化信息只能为推理提供某种信息方向，产生一定的交际效果或认知效果。总之，在本质上关联理论并不是一种“反社会”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去分析对具有创造性的人类交际行为，也离不开交际主体的信息处理能力。斯珀泊和威尔逊只不过试图通过关联理论对这种能力进行明确的阐释，因此关联理论对把“人”理解为“社会的人”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当然，关联理论没有重视“规约性”对话语理解的作用，而过分强调交际主体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不过，常规性与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等在话语理解过程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对任何语言交际理论来说这都是一个挑战性问题。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作者也没有具体阐释。关联理论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与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地方。根据关联理论，关联信息是从话语本身、听话人的认知语境、推理过程中提取的，然而，斯珀泊和威尔逊却没能涉及以下问题，如听话人是如何扩充自己的假设图式（assumption schemas），也即对话语作出某种可能解释的机制是什么？对任何一个新信息，人们都可能产生不同的语境假设，因为在处理新信息时，人们的大脑并非空空如也，总会带着某些已知的初始假设，说话人的话语就会使听话人的这些假设朝着不同的方向扩充，并需要从构成这些认知语境的一系列假设中去进行恰当的筛选。然而，各种假设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出现的顺序是如何确定的？或者说，为什么听话人对话语会首先产生某种理解而不是别的解释，而这种理解往往就是最具关联性的、自然的？关联理论未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透视。然而，这些并非只是关联理论特有的弱点，恐怕整个认知心理学都未能对这类问题作出圆满的解释。因此，关联理论也必然带有认知心理学的某些普遍性弱点与不足。 斯珀泊和威尔逊将话语的关联性看作一种必然，话语理解的结果由认知主体在具体交际过程中根据语境变项选择、确定的。然而，关联理论并没有对这一结果的必然性与或然性问题作出清楚的解释，给人们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悬念与空间。关联理论中的“关联”是一个相对的、有程度之分的概念，它取决于话语所获得的语境效果的大小与处理该话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也越强。因此，语境效果与处理努力是制约关联性的两个正反因素。可是，关联理论似乎又告诉我们，听话人要获取话语所产生的语境效果决定他需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而语境效果反过来又由努力的程度决定。这样，决定话语关联性的语境效果与处理努力就陷入了难以自救的矛盾循环之中，二者究竟哪一个决定哪一个显得有些模糊。此外，在斯珀泊和威尔逊的解释中，“关联”这一概念如果不与某一特定意义的话语目的或目标联系起来，就显得很抽象，难以让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斯珀泊和威尔逊在对交际进行概括、论述时，旨在从宏观上建立话语理解的认知理论框架，为认知科学提供基础。由于出发点不同，关联理论就难免在有的方面论述不够深刻，比较笼统、模糊。它不像格莱斯（1975，1981）、荷恩（Horn，1988）、阿特拉斯和列文森（Atlas & Levinson，1981）、列文森（Levinson，1991）等所提出的语用解释理论那样从微观上对语言交际进行探寻，包括具体的原则、规则，甚至提出按部就班的推理程序或步骤；而认为话语处理时人们只需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与认知原则，以关联为取向，同时可以发挥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关联或关联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综观全书，作者提出的根据只是语境效果和心理投入或认知努力两个因素去衡量，没有给出一个可以明确度量的标准，很多读者对此亦有微词。但他们却认为语境效果和心理投入是话语理解等交际过程中不能展现的，属于心理过程，因此难以准确定量，只能凭直觉进行判断；而且衡量关联性是实现话语理解等目标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因为根据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话语或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该设想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因此，如何把话语理解所涉及的心理过程或认知过程分解为最小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单位进行处理，这也是认知心理学需要共同努力探讨的问题。此外，我们认为，作者在全书中所列举的例句主要是内省式的，缺少具体条件下的语言实例，尤其在第四章涉及关联理论的应用方面，如果结合一些客观使用中的真实语言现象，一方面可以避免论述的抽象性，另一方面更便于读者感知与把握该理论的实用价值。虽然，《关联性：交际与认知》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有人攻击它，说它太笼统、太模糊。面队对读者的种种异议，斯珀泊和威尔逊又总是通过国际学术刊物以及“关联网上通讯”虚心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科学精神。当然，关联理论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但至今它仍是一个比较新的理论框架，在西方语言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其最终的评价尚不确定。它从认知的角度揭示了人类交际的一些共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综观近15年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有关论文与专著，这种理论在语用学领域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者试图将语用学理论的重点转移到认知的一般理论上来”（Levinson，1989：25）。因此，荷恩（Horn，1996：316）认为，“关联理论证明是一个强大的理论建构，它重新审视了语用推理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及其与认知科学诸多方面的关系”。所以，它是10多年来语用学方面最具影响的一本专著（Jucker, 1997），给语用学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关联理论给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带来了新生”（Ramos, 1998: 333）。总之。“该书可能成为一本经典，不仅是因为它对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以及人类学的潜在意义，而且是因为所提出的理论所跨的学科范围与独创性”（封底）。可见，关联理论不仅仅是为语用学而提出的，还可以用于探讨与人类认知、交际有关的很多问题。所以，“我向对语言学、语言哲学、语用学感兴趣的人们推荐该专著，当然还包括符号学爱好者”（封底）。 参考书目 Escandell-Vidal, Victoria. 1996. Toward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politeness. Language Sciences 18: 629-650. Giora, Rachel. 1997.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Theory of Relevance: Stumbling Blocks in Search of a Unified Theory. Journal of Pragmatics 27: 17-34. Giora, Rachel. 1998. Discourse Coherence Is an Independent Notion: A Reply to Deidre Wils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9: 75-86. Higashimori, Isao, & Deirdre Wilson. 1996. Questions on relevance.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8. Horn, L.R. 1996. Presupposition and implication. In S. Lappin (ed.)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Jucker, Andreas H. 1997. A review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7: 107-119. Levinson, Stephen. 1989. A review of Relevance.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5: 455-472. Jary, Mark. 1998. Is relevance theory asocial? Revista Alicantina de Estudios Inglesses 11: 157-169. Mey, Jacob L, & Mary Talbot. 1988 A review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 743-789. Nemo, Francois. 1988. A review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 791-795. Ramos, F. Yus. 1998. A decade of relevance theor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0: 305-345. Smith, Neil & Deirdre Wilson. 1992.Introduction. Lingua 87: 1-10. Wilson, Deirdre. 1998. Discourse, coherence and relevanc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9: 57-74. Wilson, Deirdre. 2000. 关联与交际，《现代外语》，第2期：210-217。何自然、冉永平，1998，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现代外语》，第3期：92-107。何自然、冉永平，2001，《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何自然，1997，《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熊学亮，1997，Sperber和Wilson的语用推理逻辑，《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21-25。http://www.pragmaticschina.com/ranyongping/rt_cog_communic.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