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作者： 邢福义 本文讨论汉语语法结构，用的是现代汉语的语料。 在汉语语法结构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语义蕴含上的兼容性和形式选用上的趋简性。 一 兼容性 同样一个语法结构，可以包容多种意义。所谓“同样一个语法结构”，有概括程度不同的种种情况。以简单的短线结构为例来说。 （一）结构槽为XY X和Y都是变项。前后槽框X和Y，它们所装载的词语是可变动的。这样的结构槽，形成“主谓”“动宾”“ 动补”“定心”“状心”等等结构。这是一类概括程度特别高的结构，X和Y之间的语义关系多得无法全部列举。四十多年前，《中国语文》连载的《语法讲话》中就指出：“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实际上，不仅动宾结构如此，动补、主谓、定心、状心等结构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语义关系都只能粗线条地描写个大概。 （二）结构槽为XA X是变项，A是常项。X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A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例如“X边”，X是变项，“边”是常项： (1)司机和他的车停在路边，他打一桶清水，兜头泼在车上，车一下新了。（红柯《奔马》，《小说月报》）1996年第11期77页） (2)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余华《我的故事》，《小说月报》1996年第11期84页） “路边”“河边”有所不同：“路边”是路上靠边的位置，属于路，车并没有停到路的外边；“河边”是岸上或地上靠河的位置，不属于河，人并没有进入河水里头。 （三）结构槽为AX A是常项，X是变项。A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X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比如“铲X”，“ 铲”是常项X，X是变项： (3)深圳金鹏首场以一绝妙的传球铲球成功，获得初胜。（徐勋林《冲甲之路》，《羊城体育》报1996年1 0月18-24日） (4)第11分钟，金鹏后卫铲人犯规，被判任意球。（同上） “铲球”“铲人”有所不同：“球”和“人”都是铲这个动作所涉及的对象，但是，铲球是倒地把球铲出，是攻防的一种方式；铲人是把脚铲到对方球员身上，是犯规的动作。再比较： (5)书记三天两头跑县城，说是跑项目，贷款花了几大笔，可就没见个影子。（韦晓光《摘贫帽》，《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72页） (6)里面坐的，显然是些常在那条公路上跑车的司机。（梁晓声《司马敦》，《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6期57页） 上例都是“跑X”。“跑县城”是往县城跑，“县城”表方所；“跑项目”是为获得项目而奔跑，“项目”表目的；“跑车”是开着车跑来跑去，“跑”和“车”之间有使动关系。 （四）结构槽为AB AB都是常项，槽框里的成分都固定不变。例如： a. 村里1——村子里头。（村里有几棵枣树。） 村里2——村政府或村领导。（村里不准他外出。） b. 考司机1——考验司机的水平或胆量。（在这路上开车，可要考司机了！） 考司机2——通过考试，成为司机。（我想考司机，将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 c. 我的书画1——我收藏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重金收购的。） 我的书画2——我创作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离休后学着乱涂的。） 我的书画3——我表演写字画画。（一开始是他的魔术，接着是我的书画。） 此类结构槽，采取同一语表形式，形成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结构关系，可是具体的语义内容有所不同。再比较下例中两个“是的”： (7)“你说，今天你们打牌，汪翠娟赢了钱是吗？”“是的。不过，她只赢了几千元，数目并不大。”（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3期207页） (8)四平的女人不解地说：“好好的，永生家的送你鱼干吗？”……她歪着头提示说：“一样样地想，比如，准生证……”四平村长说：“永生的儿子都六岁了，还要什么准生证。”四平的女人说：“建房证呢？” 四平村长说：“永生的房子是去年春天才盖的，再要建房证，不可能。”……女人说：“这不是，那不是，总得有个是的，你再想想永生家的求你办过什么事吗？”（张继《村长与鱼》，《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108 页） 前一例，“是的”是“是＋语气助词”，“的”起加强肯定语气的作用；后一例，“是的”是“是＋结构助词”，实际上等于说“总得有个是是的”。 汉语里相当多的结构槽在语义蕴含上具有兼容性。概括性越高，兼容能力越强。 二 趋简性 表示同样一种语义蕴含，尽管全量形式和简化形式都可以采用，但说起话来人们更多地选择简化形式。简化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办法，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种。 （一）谓词隐匿 把体词和体词之间的谓词隐去，剩下“体词＋体词”的结构槽。比较： (9)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鲁迅《药》） (10)一手钱一手货！（电视连续剧《金融潮》）前一例谓词“交”显现，后一例谓词“交”隐匿。又如： (11)县长大中华，局长红塔山，科长红山茶，乡长牡丹花。一天两三包，自有人给他。（楚良《故乡是非》，《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7页） (12)一任穷知县十万白花银是封建时代，现在，一个县长多少钱？（同上82页） 前一例等于说：县长抽大中华，局长抽红塔山，科长抽红山茶，乡长抽牡丹花。一天抽两三包，自有人给他。后一例等于说：封建时代一任穷知县得（收入）十万白花银，现在，一个县长得（收入）多少钱？ （二）结构移变 把比较复杂的结构槽加以简化，使之移变成为比较简单的结构槽。比如： (13)往年棉花卖议价，……（楚良《故乡是非》，《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9页） (14)她猛一抬头，发现窗外已经漆黑一片，而窗里却明亮如昼。（王安忆《我爱比尔》，《小说月报》1996年第5期30页） 前一例的“卖议价”，是由复杂形式“用议价的方式卖出去”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后一例的“窗里”，是由复杂形式“以窗为界线的屋子里”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这里的“窗里”，不能说成“窗中”，不同于“ 窗里嵌着一弯月牙”中的“窗里”。 （三）成分扣合 把相同的成分扣合在一起，使之为另外两个或几个成分所共用。比如： (15)贺兄，我找得你好苦哇。（古龙《金刀亭》1207页，中国友谊公司1990） (16)你害得我不够吗？（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2期215页） “找得你好苦”由“找你，找得好苦”扣合而成。其中“找”同宾语性成分“你”和补语性成分“好苦” 相对待，为二者所共用。“你好苦”并非整个儿充当补语。“害得我不够（吗）”由“害我，害得不够（吗） ”扣合而成。其中，“害”同宾语性成分“我”和补语性成分“不够”相对待，为二者所共有。“我不够”并非整个儿充当补语。一部电视连续剧中，一位男士对一位女士说：“小姐，我也忍得你很久了！”这是同样的结构。 （四）分句删减 把复句中的某个分句删减掉，形成较为特殊的特定复句句式。通常是删减三个分句中的第二个分句。例如：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他才免受处分，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既然他人品不好，就不应该重用他，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既然他人品不好，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前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他才免受处分”，于是出现了“因为”和“否则”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后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你不应该重用他”，于是出现了“既然”和“却”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语法结构的选用，从全量形式到简化形式的过程，是趋简的过程。其结果，使汉语语法的结构形式在总体上显现出趋简性的特点。 三 趋简兼容的思考 （一）趋简与兼容，互为条件 一方面，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比方说，李小松给朋友打电话：“春毓吗？我李小松！ ”等于说，我是李小松。又比方说，“我”给大家分配联络的对象：“你汪国盾，他萧宇汤，我李小松。”这时等于说，我联络李小松；假若是给演员分配剧中角色：“你汪奶奶，他萧大伯，我李小松。”这时又等于说，我演李小松。这样，“我是李小松”“我联络李小松”“我演李小松”等等都可以采用趋简形式“我李小松 ”；“我李小松”这个结构槽，自然就兼容了多种语义关系。 另一方面，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比方，“人称代词＋名词”的语义容量，为人们在不同意义上选用这一形式成为可能。例如： (17)苏青爱上了大兵的消息，像疯狂的子弹击中了历史所。绝大多数人都对这样的爱情感到不可思议。 “他高中生，你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这有什么，只要我喜欢。”（王石《雁过无痕》，《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3期132页） 上例的含义是：“他是高中生，你是研究生”。假若换个语境：“他找了个高中生？咳！他高中生，你研究生，差距太大了。”其含义便成为：“他只找了个高中生，你却找了个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事实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的选择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法。能不能认为，汉语语法在形式上显现为减法语法，而在涵量上显现为加法语法呢？ 有艺术家说过，中国的国画，是一种减法绘画。山水画上，往往留有大块空白，许多意思就隐匿在空白处里。汉人的绘画语言和汉人的有声语言、文字语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的学问？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处在绝对化的关系之中。趋简和减法，兼容和加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趋简的形式也不一定兼容多种内容；反过来说，一个结构形式所兼容的意义也不一定都来自趋简。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二）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 我们使用汉语，一贯遵守一条语用原则。这就是：借助言语背景，言语尽可能经济简练。 首先是借助言语背景。离开了言语背景，某种特定结构与某种特定语义的联系往往会得不到落实。比方，如果离开上文所举例子的言语背景，“局长红塔山”的意思是多可的。趋简形式依赖言语背景的程度，决定于人们的常识。常识性越弱的事情，所用趋简形式对言语背景的依赖性就越强。比如“教室”和“馆子”都表示方所，但如果要说“吃教室”，那么，跟说“吃馆子”比较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交代言语背景。 其次是尽可能经济简练。“尽可能”就是能简则简。比方在结构移变中，简掉一个字是简，简掉许多语词也是简。看下面的例子： (18)让小弟去找一下阿楠的父亲，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裘山山《无罪辩护》，《中篇小说选刊》 1966年第5期93页） (19)可如果你朝中有人……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于是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一届就是四年。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钟道新《权力的成本》，《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127-128页） (20)病房里摆四张床，同病相怜，一会儿就熟了。一床初产，孩子大，老秤十斤十两，于是一刀切开。（王小克《梦幻人生》，《钟山》1990年第5期92页） 前一例，“知不知道”是“知道不知道”的结构移变。这一说法，有“破词”的嫌疑，因此有学者提出过批评。然而，汉语语法的趋简性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根本不管是否破词的理论，人们就是喜欢使用“可不可以”“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喜不喜欢”这一类的结构槽。中间一例，“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由“ 四年就是当了一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移变而成，“尽可能”地压缩掉了不少语词。由于背景明确，因而意思清楚，而且显得俏皮。后一例，“一刀切开”指的是用手术刀把腹切开，把孩子取出来。压缩掉的语词更多，更体现了尽可能经济简练的原则。 近来有个“吃床饭”的说法。例如： (21)倒是袁副局长解了围，说：“我看就吃床饭。” “吃床饭？”大家一脸的问号。 袁副局长不紧不慢地把“吃床饭”的吃“法”道了出来。“吃床饭”就是在发票上提高住宿费，把剩余部分的钱，用来当伙食。 大家听了都说“吃床饭”这法子好。 仅仅“吃床饭”三个字，容纳了多少内容！由于有明确的交代，它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使用久了，大家都熟悉了，就会像“吃筷子”之类一样，人们不会有“一脸的问号”的。 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511-前479）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言辞足以达意就够了。所谓“辞达而已”，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语用原则。后来，《世说新语·文学》主张：“辞约而旨达”。再后来，苏轼(1037-1101)也指出：“辞延谀艽铮蛭牟豢墒び靡印！保ā队胄幻袷? 推官书》）。可见，汉语的遣词造句，汉语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深受语用原则的影响。这一点自古如此，反映了汉族人使用汉语的共同心态。 （三）趋简与兼容，增加了研究难度 语法结构形式和语法结构涵义，如果总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自然容易描写，容易说明。然而，汉语的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汉语语法结构，往往可以看到：一般与特殊同现，正规与异常共存，清晰与模糊俱在。 首先是一般与特殊同现。以存现句中的动宾结构槽来说，其中的宾语一般是不确指的。比如“山那边来了两个人”，“两个人”并不确指张三李四。但是，也有特殊现象。例如： (22)那里果真坐着苏廉和王若姬。（晓苏《黑色背景》，《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84页）上例的宾语是确指的。规律性何在，如何解释？ 其次是正规与异常共存。以“X里”和“X中”这两个结构槽来说：如果是动词，通常进入“X中”的结构槽，比如“谈判中，审议中，手术中”，不说“谈判里，治疗里，手术里”，这是正规情况。然而，也有这样的现象： (23)如今这小子竟然有胆回国，只能往死里整治他。（梅毅《赫尔辛基的逃亡》，《中篇小说选刊》1996 年第1期173页）“往死里整治”，“死”是动词，但只能说“死里”，不能说“死中”，这便是个别的异常情况了。规律性何在，如何描写？ 再次是清晰与模糊俱在。在一个结构槽所兼容的种种语义关系中，可能有的是清晰的或相对清晰的，有的是模糊的或相对模糊的。以“NN地VP”这个结构槽来说，比较： 烟头纸屑地扔了一地。 烟头纸屑地弄得屋子乱糟糟的。 烟头纸屑地满地都是。 前一例，“烟头纸屑”和“扔”关系清晰，它们在逻辑上有直接的动宾关系；中间一例，“烟头纸屑”和 “弄”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动宾关系，它们之间压缩掉了一些东西，关系略显模糊；后一例，“烟头纸屑” 和“满地都是”之间，压缩掉的东西更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规律性何在，如何分析？ 其实，以上的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具体事实，还可以遇到各有特殊性的麻烦。比方说，一般以为，动词重叠形式后边不会再出现结果补语。可是，据储泽祥(1994)，《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里就已发现了这样的说法： (24)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13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5)这个话，你们姐儿俩竟会明白了？难道这个什么“右传”“左传”的，你们也会转转清楚了？（文康《儿女英雄传·下》603页，上海书店1984年） “洗洗清”“转转清楚”都是“动词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近年来，这样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26)你的头有点乱了，让我替你做做好。（徐卓人《秀发》，《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100页） (27)他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 6期144页） 1996年7、8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乒乓球两位女选手的擂台赛，笔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28)桌面上有了汗水，服务员跑上去揩一揩干净。（中央电视台乒乓球赛解说人的口头说法） 这里动词重叠式中还多了一个“一”字。所有这类现象的形成，恐怕也是来自趋简性的结构移变：“做做 ”和“做好”一压缩，就成为“做做好”；“揩一揩”和“揩干净”一压缩，就成为“揩揩干净”。然而，这么一来，动补结构槽自然就更加复杂了。 总之，趋简和兼容，减法和加法，增加了汉语语法结构分析的难度。趋简程度越大，兼容内容越多，线索就越杂错，头绪就越纷乱，因而分析就越困难。 四 结束语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还必须分门别类更加细致地弄清楚各种各样的事实，做好事实发掘的工作。 目前，事实的发掘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起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第二，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第三，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第四，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事实发掘的程度，反映研究的深度。离开了事实的发掘，谈不上理论的建树，也谈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3)语法讲话，《中国语文》第1期。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1956)《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中华书局。 陆宗达(1956)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储泽祥(1994)交融中的VVA叠动动结式，《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 邢福义(1991)汉语里宾语代入现象之观察，《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邢福义(1996)方位结构“X里”和“X中”，《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邢福义(1997)《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作者简介 邢福义，男，海南省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发表论文200多篇。已出版著作20来部，其中个人专著10部。代表作为《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邢福义自选集》。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和文化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