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语言文字周报》2018年12月26日第4版）
作者：宋晖
《寄父家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收录了邢福义先生1955年至1991年间寄给父亲的240余封家信。邢先生，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1935年6月30日出生于海南岛南部偏西的黄流乡，大专学历，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与黎锦熙、王力、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陆俭明等人并称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物质上普遍贫瘠，但“小目标”让邢先生充满了前行的动力，他在1962年3月21日的信中写到：“走不尽的路，读不完的书。”古来有成就的学者，都懂得读书的艰苦性，需要极大的毅力。他们之所以有成就，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探索。儿还年轻，知识上又是“先天不足”，以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来要求自己，也许是过于轻狂，但，儿实在有这种雄心。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据邢先生自述，我从小就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懂得“立志”之重要。很自然地，到琼台师范读图音体专师班时，“立志”要成为画家；到华中师院中文系读中文专修科时，“立志”要成为作家。直到留校担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确定了自己将终生跟这一专业打交道，便“立志”成为汉语语法学家。
随着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邢先生与时俱“变”地将“小目标”一步步锁定为“汉语语法学家”。为此，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据我了解，邢先生对于读书是不拘一格的，在桂子山语言所有一个两百平方米左右的资料室，古今中外的语言学资料一应俱全，那既是邢先生为语言所积攒的家底，也是他读书广博的印证。如果说在专业著作中的徜徉会得到最新的知识储备的话，那么，在文学作品中的睥睨则会为学术研究寻找到灵感。他和我们说，最爱读的作品是金庸小说，并自比为老顽童周伯通。每看到邢先生的研究成果，最愿意看的就是他的语言材料，看看他是怎样将文学与语言学“左右互博”的。他毫无保留地将“互博术”传授给学生，告诉学生读书要思考，写文章更是要做到“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他在《光明日报》（2017年11月5日）对这九字诀做出了生动阐释。“九字诀”反映了我们的追求。但是，任何事情，要做到完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力为之，坚持再坚持。借用苏轼的话：“守其初心，始终不变！”
践迹入室时，邢先生的很多做法让我们做学生的备感温暖，但为何如此，不得而知，终于在《寄父家书》中，找到了答案。在他的自述中，记录着高庆赐教授对他说的一段话，1976年，我写成了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高庆赐教授）大加赞赏。他说：“福义啊，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我知道，先生这是在鼓励我。
有师如此，邢先生就是这样把赏识教育的理念薪火相传，即使是对学生的批评，也可以做到让人觉得不那么刺耳。记得读博士时，每一次和先生研究论文大纲，先生都有备而来，有感而发，给我一一指出大纲的问题所在。我提交的第二份大纲，先生这样说，“你这个提纲可以做毕业论文，而且我相信可以做得很精彩，但我有三个建议……。”当时，我把最尖端的（包括技术难度非常高）的神经语言学、最时髦的认知语言学的一些想法都写在了大纲里，也确实想用三年的时间来攻坚，但不知里面的水有多深。先生说的“精彩”，现在想来当是一种批评，只不过先生照顾我的面子，没有说破而已，“精彩”意味着华而不实，意味着空中楼阁，当语言事实都没描写清楚时，“精彩”是不足取的。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邢先生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可以上升到方法论高度。从《寄父家书》所见，他早就有意识地在正确的研究方法指导下研究语言事实。在1961年1月13日的信中这样记载：一方面，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写出了几篇文稿，其中，关于捍卫语言研究中的实践性原则，是全系的科研重点项目之一。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学习研究中，能够注意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儿以为，已经写出的关于“们”和表数词语的并用，关于“A不AB”发问式，都是是在充分占有材料（收集材料的时间不下一年）的基础上，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影响下写出来的。
语言研究向来讲究对于语言事实的获取，这就是信中所谓的“实践性原则”。黎锦熙、王力等诸多学者都强调“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有了语言材料后，需要用历时爬梳，同时需要辩证观测，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的语言学界对于语言研究方法格外重视。1984年11月8日的信中记录他去南开大学讲学的事情：南开是全国著名重点大学，排在中山大学前边。这次共请了四个中年学者去讲学，两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再一个就是我。内容，都是讲“语法研究方法”。真是“四仙”过海，各显神通。
后来，邢先生提炼升华的“两个三角”、“句管控”和“小句中枢说”等语法理论在语言学界尽人皆知。
更“福泽”学界的是，有些信件，邢先生加了按注，全书按注有四十余处。按注可以视为他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对于后学尤其弥足珍贵。在1956年9月22日的信中，他提到：孩子初步确定这一年中研究的专题是关于“动词中的两动动词”，但这方面的材料在这一星期来的学习中掌握很少，所以有些泄气，但接着气又鼓起来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这一问题，邢先生按注：信中的“两动动词”，指自动词和他动词。二者的分界和纠结很难讲清，相关的问题后来一直未能作令人信服的描写，文章一直写不出来。类似的情况，后边还有，不再一一说明。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我感悟到了两点：第一，做不出的文章，不要硬作，但一定要记住，做有心人；第二，发表文章，尽量争取在权威刊物刊出，但不要硬争，级别低的刊物、未公开发行的刊物上也可以发，这样，可以训练自己的实力和文笔。
邢先生这个按注比起时下诸多所谓“学术写作讲座”一类沙龙要高明得多。他强调的主要是选题要切适，并且写作要有惯性。选题的合适与否，与作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对于学术史的把控和对选题的理解深度都有很大关系。写文章，投稿子，尤其是对初出茅庐者，不要去计较刊物的影响力。手勤，脑勤缺一不可。
从按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邢先生是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学者。他在1978年7月20日的信中写到：写文章。近来写了两篇:（1）《略论“把”字结构的句法地位》，近万字；（2）《肆意糟蹋祖国语言的一个黑标本——评（虹南作战史）的病句和关于语言运用的谬论》，八千字。这两篇东西，一发表出来就寄给您。通过与吕叔湘先生的书信往来，邢先生自论受益终生。而深刻的学术反思就是不回避批评，这在当下更是难能可贵。福义按注：后一篇，选题不准，题目不当，此文在寄给《中国语文》之后，吕叔湘先生来信批评，引我深思，终生受益。面对批评，邢先生不是选择回避，而是勇于把“批评”二字说出来。哪些选题是合适的，哪些选题是不当的，甚至是容易被诟病的，都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这让后学对于语言研究的选题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识。后来，在另一封信中（1978年12月14日），他更是直言：《肆意糟蹋祖国语言的一个黑标本》是批判性文章，分寸是否适宜，我自己也没有十分的把握。这类文章，不发表也行。它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以后再考虑，若有必要，就改一改，改得满意了再发表。
上一次完整地读完一本书是10多年前，那本书叫《汉语语法学》，作者是邢老师，当时只是钦佩还有如此学者将这么复杂的汉语语法写得如此可读。这一次彻底读完《寄父家书》，新增诸多感慨，这么多年邢老师一直在赶路，“各种事情”催得紧，他“欠债”太多，有书稿、有文章、有讲学、有评审、有会议、有学科建设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债”把他压得无暇欣赏路上的风景，但同时也使得自己成为了最美丽的那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