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荆楚社科名家邢福义——“语言学家只能当导游，不能当警察”约好上周五早上8:30在华中师大语言研究所邢福义教授的办公室见面，记者提前20分钟到了约见地点。走进邢老的办公室，位于办公室中央的办公桌上空无一物，靠门的一排书架上整整齐齐摆着邢老的著作，另一边放着一台电脑。简单干净的陈设让办公室显得格外空旷。“邢老师去医院换药了，可能要晚点来。”邢老的学生邓天玉说，由于长时间坐着工作，邢老的腰部长了一个小肿瘤，前几天刚动了手术。
等到近九点时，邢老来到了办公室。“不好意思，我去医院换了个药，晚了点。”一进门邢老就表达了歉意。面带笑容，76岁的邢老看起来精神奕奕，条纹衬衫扎在裤子里，袖子整齐地折到小臂上。
邢老说，他把上午十点的会议推迟到下午，下午换药的计划就被提前到早上。“这样上午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聊天了。”
“我们先聊聊斑鸠吧！”邢老提议从他的“斑鸠日记”开始讲起。
“5月5日，老大13天，老二12天，昨晚斑鸠爸爸、斑鸠妈妈没来，今晨妈妈来了一会儿。”
“5月10日，老大十八天飞走了，老二‘我好孤独’。”……
每一天，邢老都会拍摄斑鸠的日常生活，然后给照片配上充满趣味的说明文字。邢老的学生邓天玉给这一系列斑鸠照片取了个“做研究一要不怕苦二要不怕死”的标题，存在邢老办公室的电脑里。
2009年3月，邢老偶然看到两只斑鸠在自己的阳台上搭窝，为了方便斑鸠搭巢，邢老用铁丝在阳台的围栏上搭建了一个“地基”。至此，从第一对斑鸠“落户”邢老家的阳台，邢老便开始记录斑鸠日记。
“别看观察斑鸠好像很简单，里面的学问可不少。”从在其他人看起来是娱乐的观察中，邢老悟出了不少新东西。
“动物有自己的语言么？”每天在书桌前听鸟鸣的邢老很疑惑，在对斑鸠的观察中，他对学术界长久以来的“动物无语言”的说法产生了质疑。“什么是语言，语言就是通过声音表达信息，斑鸠也会通过声音表达信息啊。”邢老说，斑鸠至少有六种声音，根据每种声音不同的音数，自己甚至可以听懂斑鸠的语言。“如每天斑鸠起床后呼唤爱侣会发出‘咣咣咕咕 ’的声音 ，而它们换岗照顾孩子的时候，则会发出‘咕咕’的叫声。”时间长了，邢老笑称自己也会“鸟语”了。
“斑鸠下蛋之前如果我惊动了它们，它们马上就会飞走，但是一旦下了蛋，它们怎么都不会飞走。”邢福义由此对俗语所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产生了怀疑。“连斑鸠都不会轻易放弃孩子啊。”邢福义认为俗语所说的“孩子”很可能原意为“鞋子”，“要套狼，所以要走的路很多，因此要舍得‘鞋子’，只是不少地方语言中两者读音一样，所以可能时间长了就讹化成了‘孩子’。”
“学者的道路，是永无休止地追求和探索的路。如果用句号比喻结论，用问号比喻疑问，那么一个有作为的学者绝不会让句号牵着鼻子走，而总是从问号到句号再到问号，永远站在问号的起点上。”邢福义在《现代汉语语法问题》序中说的这句话影响了许多学生，也影响了他一辈子。
“问号打得好、追踪得好就有出息。我们要永远站在问号的起点上。”邢福义强调。而将问号一直挂在心上，不断追寻真实，也是邢老一贯坚持的生活态度。
不久前，莫斯科的一家国家刊物发表了邢福义的一篇论文，并寄了一本样刊给他。样刊封面的不同的语言文字符号引起了邢老的兴趣，在这些文字符号中有汉字、英文字母、法语字母。可有些字母他却无法辨识，为了搞清楚，邢福义坐在电脑前想尽各种方式输入那些奇怪的字母，查阅不同国家的文章中的文字以对照，甚至废寝忘食，直至他终于查到那些不认识的符号原来是埃及语言文字和德国语言文字。
“没有问号的人总停留在原处。”邢福义不断强调问号的重要性，他在教育儿女时也让他们多提问。“做学问，吹毛求疵很重要。”
1996年邢福义在散文《根在黄流》中写道：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喜欢挤在祖父身边听老人们“讲古”。家乡老人们经常慨叹着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从这句话，他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首先，要拱要扒。拱和扒，意味着奋斗求生存，求发展。其次，猪只能拱，鸡只能扒。猪有猪的特点，鸡有鸡的特点，这决定了它们各有各的办法。如果鸡往前拱，猪往后扒，鸡和猪都活不下去。再次，往前拱和往后扒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怎么样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
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接触更高深的学问，1956年毕业任助教、仅接受过十年正规教育的的邢福义，以杂志社为学校，以杂志为教材，以杂志里的论文发表者为老师，开始了自己的“偷学之途。”
“先天不足，后天再补，没有办法进修，那就偷学!”身边没有名师指引，邢福义每前进一步，都比别人多几分艰难，但他很“善师”。一方面他善师于万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语文》每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语法论文，他都要反复“悟道”，由于经常如此坚持“偷学”，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的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他的导师。
另一方面，善师于自己。他有一个自己教自己的办法：有的文章写成后搁起来，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挑毛病改一改，再过一段时间又拿出来改。有的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竟有三十年。
对于做学问，特别是做大学问，邢福义一直强调，给自己选择一个学术“据点”很重要，所以他就将“复句研究”设置成自己的“据点”，潜心研究“复句”。
除了“据点论”外，邢福义还坚持做语言学问，要立足于本土。他说：“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也好，洋也好，都要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服务。语言学的研究引进是第一阶段，中国化是第二阶段，没有这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成果就好比墙上的藤蔓。”邢福义还把自己能够连续三次获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的首要原因归功于这种“本土化思维”。
“春夏秋冬是个时间概念。春夏秋冬意味着一年有四季，四季有十二个月，十二个月有三百六十五天。做什么事，做一天两天，做十天半个月，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就不容易。这就需要坚持不懈，需要韧性和毅力。”邢老解释。
1994年3月中旬，邢福义应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汉语语法学》，合同规定1996年6月交稿。从此，他给自己立了“法”：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天必须为这部书写一千字。假若哪一天没写，第二天一定得补还；假若出差，回来后得按天数补起来。他说，如果放弃了这个要求，就等于自己为人做事的失败。
文革前，邢福义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小论文，他不满足于一直写小文章，于是他决定学会写好一篇“大文章”。但这时，文革开始了，条件艰苦，邢福义跟着学生到工厂下放，大夏天，他躲在厚厚的蚊帐后面写文章，“帐子厚，大家都看不到我写东西的。”从1965年开始直至1976年最后一稿，这篇一万字的“大文章”邢福义写了十二年。
1997年2月5日，邢老的妻子中风。在旁人看来，妻子中风，儿女又不在身边，邢老可能要放弃研究了，谁知近十五年的时间，邢老在照顾妻子的同时却依然笔耕不辍。一有空隙，他立即坐到计算机旁，写起东西来。十五年来，邢老就发表了论文204篇，相当于每年13.6篇。
“顺利的时候轻松点过，不顺利的时候也要往前走。”说起这段艰难的时间，邢老一脸平静，“做人要有韧性，不然坚持不了漫长的春夏秋冬；要有承受力，不然适应不了千变万化的春夏秋冬；要自强不息，不然跟不上永远发展着的春夏秋冬。”
“邢老师会自己剪辑录像，在照片上添加文字。这些在电脑上完成的工作我都不会。”学生邓天玉笑着说，邢老活跃的思维有时让她都觉得很惊讶。从1990年就开始学习使用电脑，如今能够熟练使用电脑的邢福义颇为自豪。但同时他也告诉记者，有很多新的东西他都得跟着学生学习。“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是我的老师。”
和普通人眼中老学者保守的印象不同，邢福义思维活跃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我觉得网络语言挺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母语的邢福义对待网络流行语言的态度和许多学者截然相反。“比如说那个火星文，我们看不懂，但一部分人在交流时为了方便使用还是挺好的。”
“就说起‘一姐’这个词，当年邓亚萍拿世界冠军的时候没人说她是中国女乒的一姐，但是到了王楠、张怡宁这个词就出现了，这个词就比较形象。”这个能够时常把“给力”等网络语言挂在口中的学者认为，时代是发展的，语言更是发展的。
“语言学家只能当导游，不能当警察。文字不会跟着你走，我们只能当导游。”当了十几年的政协委员，在无数的会议中留心发言人“给予”的发音，邢福义发现读“gěiyǔ”的渐渐超过了“ jǐyǔ”，于是他认为“给予”应当从众改读“gěiyǔ”。“研究语言最重要的是群众观，大众接受的普遍运用的才是合理的。”这也是邢福义在教学生时一直秉承的观点。“学者做研究仅靠自己的理解远远不够，仅靠个人的认知不够，群众的语言观很重要。”
邢福义，生于1935年，海南省乐东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文化语言学等。2010年11月，被评为首届“荆楚社科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