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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中国教育报》2012年6月8日第03版“新闻人物”栏目）

歪打正着，无名师指点，却成为语言学家；教导自己的团队“做蚂蚁，不做螃蟹”，打造语言学研究的重镇

邢福义：看透方块字的奥妙

1956年，邢福义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专修科毕业。

1984年，邢福义与吕叔湘（左）合影。

1988年5月，邢福义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讲学。

邢福义（右二）和他的学术团队在一起，成员都是他的学生。

邢福义，77岁，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通讯员 党波涛 邓天玉

上午8点半，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邢福义在办公室里与学生沈威探讨《形式动词“有”和形容词性宾语》一文中存在的问题。从微观的标点、字词句的用法到宏观的文章结构布局，两个人一直交流到9点半。

这篇文章是沈威正在撰写的一篇论文，在邢福义的指导下，已经修改了两遍。这次指导之后，沈威要修改第三遍。已在语言研究所做讲师的沈威说：“邢老师带博士生从来不统一上大课，而是坚持一对一交流指导。路上、办公室、家里是邢老师跟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

邢福义今年77岁，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饭后都会在清幽宁静的桂子山上的校园里散步。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思考问题。特别有必要时，他会约个学生一起散步，那可是上课式的散步，散步中的传道和解惑。

沈威说：“每一次散步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散步中，他跟我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邢老师说的一句话：理论的成立和完善都是需要大量语言事实来支撑的，做学问要‘不唯上’，治学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只上过10年学

邢福义只上过10年学，小学3年，中学3年，中专2年，大专2年。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惊人的学习能力。

邢福义说：“四五岁时，祖父经常把我放到膝头，读《薛仁贵征东》、《杨家将》等小说给我听。听过之后，我竟然能去读别的书，猜出大意。后来，母亲带着我到处借书，村子里能借到的旧小说，几乎全被我读完了。10岁进入抗日战争胜利后家乡办的初级小学读书，学校凭作文能力给学生分班级。我的作文写得不错，被分到了最高的四年级。”

邢福义喜欢画画，为了帮家里节省开销，初中毕业后考入琼台师范，主要学画画，想毕业后能当个小学美术教师。中师毕业时学校却让他考大学，虽然喜出望外，但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报考时间较短的二年制专修科，又因为喜欢画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的美术专修科。

按照要求，考美术必须加试“术科”，而要参加“术科”的加试，必须去广州，那里才有考点。邢福义没有去广州的路费，思来想去，决定报考华中师范学院的中文专修科，希望考取报到之后，能转到美术专修科去。

1954年9月，19岁的邢福义来到武汉，从来只穿木屐的海南小伙第一次穿上了布鞋。他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专修科报到后，提出转到美术专修科去，没有得到批准。好在他对文学也很有兴趣，于是安下心来学习。

1956年，邢福义大专毕业，这是邢福义到目前为止的最高学历。从小学到初中，从中师到大专，这位华中师范大学的文科资深、中文系首位“国批”博士生导师，在学校里一共只上了10年学。

反对“大器晚成”的说法

邢福义说，他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之路，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1955年的一个傍晚，邢福义走进中文系资料室，翻看一本《语文学习》，读到了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立即对语言里居然存在那么神奇奥妙的规律大感惊讶。1956年7月中文专修科毕业之后，中文系领导宣布把他留在系里当助教，问他想分到哪个专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语”——当时大家都不愿意搞的、被认为十分枯燥的一门学科。

开始当现代汉语专业助教时，邢福义学历比同事们低一两个层次。那时候，家乡的一句俗话对他起了作用：“猪往前拱，鸡往后扒！”意思是说，人总要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路。“我属猪，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前拱！”邢福义说。

老教授们在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中草木皆兵，邢福义在专业上不能得到老教授或年长学者面对面的指导，于是，他开始“偷师”——把国家语言学权威刊物《中国语文》等作为“函授教材”，把重要论文的作者当作“未见面的老师”，既学习教材的内容，又琢磨老师的方法。

邢福义善于抓住问题，作小专题研究。《中国语文》上每发表一篇重要语法论文，他都要潜心探究：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么展开研究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他用一只眼睛来看懂别人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用另一只眼睛来探视别人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隐藏着的奥秘。

1957年，22岁的邢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文章。至“文革”前《中国语文》停刊，他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引起吕叔湘等前辈学者的特别关注。邢福义反对“大器晚成”这种说法。他说，“大器晚成”是一些人为自己的惰性找借口。20岁左右是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年轻人千万不要被什么“厚积薄发”所迷惑——“积一点就发一点嘛，大器就应该早成”，邢福义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

小台历上数圈圈

1979年的暑假，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出奇地热，空气中一丝凉风也没有，酷暑和闷热几乎令人窒息。当时邢福义还住在华中村的筒子楼里，生活极端艰苦，房间小，四面不通风，家里连把大蒲扇都没有，更别提电风扇、空调了。

为了赶写《词类辨难》，邢福义不得不跑到房子外面去。他每天搬出一个高凳子当桌子，一个矮凳子当椅子，在椅子跟前，还要放一桶凉水。他每天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往矮凳子上一坐，两脚往水桶里一泡，湿毛巾往肩上一搭，就趴在高凳子上开始写了。

邢福义一写就是半天。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天天趴在房子外面的大树下写。最后，他硬是把武汉持续40摄氏度的高温给熬过去了，也把十几万字的初稿写了出来。

1994年3月中旬，邢福义应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汉语语法学》。出版社规定1996年6月交稿。自答应别人后，邢福义就给自己立了个“法”：在书桌前放上一个小台历，每天规定自己必须为这部书写一千字。假若哪一天没写，他就在小台历上打个圈圈，规定自己第二天一定得补上；假若出差，回来后得按天数补上。

当时，邢福义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每年都要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每年都要参加国家课题评审。就这样，他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至少为这部书写一千字。

每次出差回到家，邢福义就要数小台历上的圈圈，然后要求自己一定得按圈圈数补上。如果不补上，就意味着自己为人做事的失败。每天早上一到书桌前，他就要看着小台历给自己定任务，每天晚上一到熄灯时，他就要看着小台历给自己作评价。

有一次，邢福义从国外乘机到达北京，接着要从北京飞回武汉。但是，飞往武汉的班机晚点了。邢福义不急不躁，就在喧嚣杂乱的机场大厅里，挤在坐着几个人的长椅上，行李往地下一放，两腿往行李上一搁，立马补起“作业”来。在8个小时的等待中，他竟然补了3天的“作业”。

就这样，每天至少写一千字，他坚持下来了，原本26个月完成的书稿，他20个月就完成了。《汉语语法学》责任编辑吴长安感动地说：“邢先生这么忙，还能提前半年交稿，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著名语法学家、暨南大学教授邵敬敏说：“邢福义先生不是名校出身，也没有名师指点，他完全依靠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拼搏与钻研，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此，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两位大师的鼓励

“文革”之后，《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邢福义花了12年时间、经过多次推敲修改才定稿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1万多字，在《中国语文》1979年第一期作为重点文章发表。

吕叔湘先生于1979年9月28日给邢福义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

后来，吕叔湘先生答应请求，为邢福义的第一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作序。在1984年8月30日写成的序中，吕叔湘先生说：“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邢福义大受鼓舞。自从发表《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以后，邢福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便一般都是万字文了。

1980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在武汉成立。王力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当选名誉会长和会长。副会长5人，季羡林先生是其中一位。1985年，季羡林先生当选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说起季羡林，邢福义特别提到两件事，一件是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徐通锵的《语言论》、詹伯慧的《汉语方言学》、邢福义的《汉语语法学》等。季羡林先生于1996年6月作了一篇长序，其中写道：“邢福义先生分期的意见，就中国语言学整体情况来说，大体上也是符合实际的，是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邢先生称最后一个阶段为探求期，仅有20年历史，少于前两个阶段。但是前两个阶段已告结束，而探求期怎样呢？我现在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探求只能说是刚开了一个头，探求未有穷期。我们只能探求，探求，再探求。”

另一件是，季羡林先生担任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这套选集包括《吕叔湘选集》、《王力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等。季羡林先生于1999年6月又作了一篇较长的序，接着上面的话题写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

邢福义不无感慨地说：“季先生的论说，一语破的，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季先生注意到了我的说法，使我深受激励，季先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更使我得到了新的启示，开拓了思路和视野，这对我一辈子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凡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必定也会有很好的学风。季先生务实求真，文如其人，特别是对于一个后辈，季先生处处用了‘先生’一词，充分地显示了一种大师风范。”

学术创新要走自己的路

邢福义主攻汉语语法学，同时也研究逻辑、修辞、方言、文化语言学及其他跟语言学有关的问题。

邢福义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创造。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自己的书；学别人的东西，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东西。对待前辈的成果，我们要敬重但不能盲从。在读书方面，他主张把“厚书读薄、薄书读厚”。从厚书读薄到薄书读厚，是创造到再创造的两大步。

“文革”期间，邢福义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的《逻辑学》一书，并且边读边联系汉语实际，检验逻辑定律和语言运用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有了不少新发现。于是，邢福义自己动笔，于1979年写出《逻辑知识及其应用》一书。

从此，邢福义就不断地将逻辑方法引进汉语语法研究之中。2001年出版的《汉语复句研究》就是将逻辑学运用到语法研究的成功范例，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二期译载了他的一篇关于复句的重要论文，译者在开头的作者介绍中把他称为“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

邢福义的学生、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汪国胜说，“在理论建树上，邢福义先生能够推陈出新，提出了在语言学界影响很大的新观点”。比如，他提出的“两个三角”说、“主观视点”说、“小句中枢”说、“句管控”说、“新国学”等，都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邢福义常说，学者的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行进的道路。只有用走过的路和留下的脚印来显示自己、证明自己、塑造自己，才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承认，才能从学术界这面大镜子中看到自己、找到自己。

邢福义主张语言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总体走向。汉语语言学跟信息处理应用研究密切相关，汉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了解和考虑现代化的需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为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作出义不容辞的贡献。

“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这是邢福义学术创新的原则。他说，自己教自己，自己当自己的导师，不断进行自我训练。在进行自我训练的过程中，要找到自己，自我训练必须得法。

不让学生做“句号”的俘虏

“让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这是邢福义的教育思想。

邢福义用句号比喻结论，用问号比喻疑问，认为不应该让学生站到已有“句号”的后边，做“句号”的俘虏，而应该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上面，永远把“问号”作为起跑点，不断向新的“问号”追逼挺进。

1958年，邢福义正式登上大学讲台，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从教几十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一个好的大学教师，一方面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另一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好的长者。他始终强调：“研究生”就是自己研究自己生。他非常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和指导，把“问号”给了学生。

1987年9月，在汪国胜和另外两个同学读研究生的第一次课上，邢福义随手拿起身边的一本小说杂志《收获》，随机挑了一篇小说，要他们下去反反复复地读，在字里行间找问题。

两个月后，3个人各自带着上10个问题，跟邢福义一起讨论。讨论发现，“刚刚”一词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确定论题后，邢福义又让他们去广泛找材料。又过两个月，学生们拿着上面写有例句的一大叠卡片，再次跟老师讨论。根据学生收集到的例句，邢福义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指导他们对“刚刚”这个词的例句进行系统整理，并对3人进行了各自的分工，要求两个月后各自写出初稿再来讨论。

学期结束时，邢福义把他们的稿子改成《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并且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删去，为什么删去，哪些地方修改，为什么修改，哪些地方增补，为什么增补。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后来发表在1990年第一期的《中国语文》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复旦大学范晓教授还把这篇文章列为博士生的学习文献呢。”汪国胜深有体会地说，“虽然邢老师一个学期只给我们上了三次课，但这种师生合作、反复研讨的培养方式，的确让我们的研究能力提高了很多，这让我受益了一辈子。”

“邢老师对每个学生像父亲一样的关爱，在学习、工作、生活上，都是那么无微不至。”沈威说，2010年毕业时，沈威要动一个手术，当时在三甲医院做手术费用较高，在小医院做费用就少多了。邢福义知道后，就在散步时塞给沈威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的一叠钱。

学斑鸠“说话”

“动物有语言吗？有方言吗？”

这是邢福义去年在第六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国内外200多名语言学专家和学者作报告的主题。

2008年的一天，邢福义发现有两只斑鸠在他家的阳台上停留了很久。从那时起，邢福义开始留心观察研究斑鸠的语言。

后来，他还专门用铁丝和树枝，为斑鸠搭建了一个结实而又温暖的巢。斑鸠的巢下方，还摆放着几盆漂亮的花卉。当我们去他家采访时，邢福义指着斑鸠的巢对我们说，“你们看，这就是斑鸠的星级别墅。”

当斑鸠“定居”后，邢福义就会呆在房子里，静静地聆听斑鸠的叫声，记录不同时间段斑鸠的语言。每当斑鸠发出新的语音时，他就会亲自爬上阳台，去抢拍斑鸠的照片。

邢福义与斑鸠成了好朋友。每天晚上，他会坐在电脑前，通过拍摄的照片和录下的语言，来破译斑鸠奇妙的声音。邢福义被斑鸠的语言深深吸引了，他经常模仿斑鸠的叫声，学斑鸠“说话”。

几年来，邢福义一直都在坚持记录斑鸠的“语言”。迄今为止，他已拍下了2000多张斑鸠的照片。“斑鸠的话，我能听懂一句半！”邢福义自豪地说。

为了进一步研究斑鸠的语言，邢福义还经常查看有关动物语言研究的资料。据他介绍，目前在动物中，海豚的语言能力最强。在海洋里，当海豚遇到障碍物时，它们会停下来进行讨论，然后派一只海豚去侦察，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了，大家才继续前行。“现在，人类正在学习研究海豚的语言，以便在危急时刻能向海豚发出呼救信号”，邢福义说。

邢福义还说，英国伦敦大学已经通过科学研究证明，英国山羊是有方言的。因此，他更加坚信，动物不仅有语言，而且还有方言。邢福义笑着说：“武汉斑鸠的叫声与意大利斑鸠的叫声肯定是不一样的。”

现在，被誉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中心的成员都是邢福义的学生，邢福义注重“老中青”金字塔式学术团队的培养。作为学术带头人，他常教导自己的团队“做蚂蚁，不做螃蟹”。他说，蚂蚁虽小，但善于群体奋战，可以搬动大山；螃蟹尽管威风凛凛，可一袋子螃蟹倒在地上，就会各爬各的，相当于“一撮散沙”。

有人问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他回答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不断地超越自我；作为一个教师，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最大的希望是在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中多一些中国特色。”

语录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眼里要有山，虽然山顶没有峨嵋佛影、昆仑雪莲、武当金顶、黄山奇雾，却有科学的圣光。学术研究没有现成的路，必须脑指挥脚，眼引导脚，手帮助脚，靠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劈荆斩棘，越涧攀壁，一步步地往前跨越。

●句号放大是个零。

学术研究上的每一次成功，都只代表一个句号。再坚挺的句号，都已成为过去时，都不过是放大了的一个零。一次次把既往成绩看作零，背上全无包袱，便可以一次次轻装上阵，不断发起新的冲刺。

●做蚂蚁，不做螃蟹。

一个群体里，人与人难免存在分歧。关键在于，在原则问题上，要识大体、顾大局，以事业为重，相互谅解，相互补足。在这一点上，从蚂蚁和螃蟹的对比，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蚂蚁虽小，善于群体奋战，可以搬动大山；螃蟹尽管威风凛凛，可一袋子螃蟹倒在地上，就会各爬各的，相当于“一撮散沙”！

●练好“人”字，摆对“品”字。

“人”字一撇一捺，如果把立志比喻为一撇，那么求成便可以比喻为一捺。只有这一撇和这一捺配合得恰到好处，“人”字才能丰满粗壮地站立起来。不然，就只是一个疲软的人。

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是摆对“品”字的基本含义。一有成绩，尾巴高竖，稍不满意，放言跳槽，好像缺了张屠夫，别人会吃浑毛猪似的，这样的学者是把自己的品格降到较次的等级了。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曾引用曾国藩的话：“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直率的批评，很能振聋发聩。

小传

1935年，出生于海南省乐东县黄流乡。

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两年制中文专修科。

1986年，出版著作《语法问题探讨集》。

1991年，出版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现代汉语》（主编）。同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5年，出版著作《语法问题思索集》。同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奖章。

1996年，出版著作《汉语语法学》。

200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汉语复句研究》。同年，《邢福义选集》出版。被评聘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终身任职。

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汉语语法三百问》，该书已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同年，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2005年，与汪国胜、卢卓群合作的“面向21世纪的高校语言教材编写与语言教育研究”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10年，被中共湖北省委授予首批“荆楚社科名家”荣誉称号。

2011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任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