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恩师邢福义先生
2月6日中午惊闻老师逝世的消息，一时不知所措，震惊、悲痛！春节前我询问过老师的状况，那时候邢老师虽在住院但情况还算稳定，我以为这个冬天周遭艰难的一切总算是熬过去了，我还打算过完年邢老师肯定出院回家了我再去他家看望，谁曾想年后却突然收到噩耗！心里的遗憾，最后没能见上一面的遗憾，仿佛一个内心无法填补的洞，让我泪如雨下……
人生虽终有一别，但真到离别的那一刻，我还是那么心痛、不舍，不愿接受。
往事历历在目。
2011年我打算报考语言所的博士，选择哪位导师我并不纠结。因为语言所是按照成绩高低录取，然后再从被录取的人里根据选择导师的情况进行调整。我已在所里读了三年硕士，所里每一位老师我都十分尊敬并喜爱。邢老师是我们这代学生学术上的灯塔，我想我报考邢老师的博士，是自己内心对靠近灯塔的一种向往，即使不能如愿，我也开心无憾。结果我足够幸运，成绩出来后邢老师把我收到门下。那一年邢老师一共招了两名学生，我和王耿。
邢老师给我和王耿上的第一课是以聊天的方式，在语言所他的办公室里。一开始我俩正襟危坐，可是老师的笑容、语气让我俩如沐春风，很快放松下来。然后邢老师谈了中国语言学的现状，我们虽然需要引进国外的理论，但所有理论必须联系中国语言学的语言事实。我们更要重视汉语本土理论的创新，这离不开对汉语事实的追踪和深挖。我们要做“据实派”，要写“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好文章。邢老师说我们每个人研究一个问题，彻底研究清楚，那么中国语言学就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他觉得博士阶段是培养一个人研究能力、研究方式最重要的阶段，“小题大作”既符合我们博士阶段的研究实际，也能真的解决语言学中的某个实际问题，很有意义。最后邢老师给我和王耿留了一个作业，让我们选择一篇文章，反复研读，把里面觉得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都标注出来，下次见面再做汇报。我明白这是邢老师在帮我们寻找和确定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是邢老师希望挖掘每个学生的特点来进行因材施教地指导。那次见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邢老师那是虽已76岁，可是对我们仍然耐心传授，循循善诱，言辞和蔼，充满鼓励。
后来经过与邢老师的几次讨论，我的博士论文最终确定研究一个字“向”。论文写作期间，我和邢老师不常见面，常常以邮件的方式进行联系，这些邮件如今看来，都是邢老师留给我最宝贵的礼物。这几天我反复翻阅它们，寄托哀思又感到好像老师其实并未离开我。当我写好提纲时，邢老师肯定我，并告诉我研究中“不断调整、充实、修正”，“遇到问题，要多想几种解决方案，再选择其中认为最可行的试试，如果结果不好，再选另一方案，这就是‘训练自己走路’的方法。”当研究遇到困难时，邢老师让我选择其中一点做试点性小专题研究，这就是“小题大作”。当面对复杂的语言事实时，邢老师告诉我一定要尊重语言事实，谨记“说有易，说无难”，要“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邢老师从不跟我讨论某个具体问题，他说“你是研究‘向’字的专家，要相信自己，这一关你一定要自己闯过去”。我的研究能力就这样在老师的鼓励与指导下，一步步有了很大提高，深刻体会到老师说的“只要能解决好一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开始。” 博士阶段的研究训练，让我不仅对邢老师的“朴学之风”有了深刻感悟，并一直践行，更养成了我认真、踏实、严谨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使我受益终身。
到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的那两年，我才深刻认识到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学生时代的压力与工作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也不再仅仅是个学生，同时也是老师是妈妈。邢老师对我说，作为老师首先要站稳讲台，科研慢慢做，不要着急。作为母亲要悉心陪伴孩子，孩子身心健康，就是最大的成功。还总是叮嘱我注意身体，说我太瘦了。每次去看望老师，我们的交谈也不仅只是做学问，更多的是如何做人。他看出我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告诉我坚强、奋斗，就一定会有收获。他体谅女性的不易，常跟我说不要有压力，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做一个好老师好妈妈也是胜利。这段期间邮件的最后，他总会写一句“祝快乐”。后来我终于通过出站考核，顺利进入了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邢老师特别为我高兴。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常回华师，2018年邢老师还给我寄了他新出的书。在我心里，邢老师是长者、是大家、是恩师、也是爷爷，一位和蔼、豁达、博学、睿智、让我无限爱戴的爷爷。
他的笑容、声音、神态、风范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我，每一次交谈、每一次见面，他都有魔力抚平我内心的焦虑，让我获得平静重拾奋斗的力量。那不仅是我心头沐浴的阳光，更是我此心安处的地方，可是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无法不怀念，但我努力试着收起悲伤。
邢老师的一生帮助过、影响过许许多多人，他留下的这些著作、这些学术思想，将陪伴我们以及未来无数的语言学人很久很久。我也会带着恩师的治学理念和人生态度认真坚定地走下去。
怀念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恩师，一路走好！
学生李沛泣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