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邢福义为学路》和合著《邢福义学术陈列室》。今先生虽已仙逝，但十年前我写作此书的初心，此刻特别值得与君共读。下文摘自《邢福义为学路》后记。

《邢福义为学路》是在笔者42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今天，她终于要出版了，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感慨要倾诉，有太多的感激要表达。

2000年，还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读大三的我，就喜欢上了《文学批评》，常常痴迷于各种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的分析，课上课下总是抱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书籍，埋头苦读。2001年本科毕业后，我去了一个二本的高校，担任语言学的专职教师。在那里工作了6年。在那6年里，我一直酷爱着文学批评这个专业，在工作之余，曾细读了20多本有关文学批评方面的书籍，也曾两次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文学批评的硕士研究生，可惜都因英语没过，而被拒之门外。

等第三年想继续报考时，学校人事处的政策发生变化，不同意我报考文学批评的硕士研究生，因为我是语言学教研室的老师，只允许我报考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学校人事处的领导还找我谈话，说我教语言学教得那么好，连续4年在全校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中荣获大奖，为什么非要去报考文学方向呢？换个方向，一切都得重来，何苦呢？领导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我彻底放弃了继续报考文学批评硕士研究生的念头，就这样我与文学批评失之交臂。

于是，第三年我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所的硕士研究生，好不容易分数过线了，可是语言所报考的人太多，过线的人太多，我被挤下来了；第四年，我又继续报考语言所的硕士研究生，苍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被录取了。

有了6年高校教学经验，有了4年考研的艰难历程，2007年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我更加懂得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更加懂得了如何充分利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这块沃土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每天坚持5点40起床，6点出宿舍（因为宿舍早上6点才开门），为了节省时间，我通常是左手两个馒头、右手一杯豆浆，边走边吃，在6点50之前赶到8号楼，保证自己在8点钟上课之前能读一个小时的英语，终于在硕士的第一个学期，我就把英语六级一次性地通过了。

为了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拓宽自己的专业视野，我不仅认真聆听了硕士生的专业课程《现代汉语研究引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学理论发展与流派》、《语言哲学》、《汉语语法学》、《汉语语义学》、《汉语语用学》、《语料库与语言研究》、《汉语发展史》、《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汉语语汇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研究》等，还特意旁听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本科生的一些基础课程《语言逻辑》、《应用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第二语言教学概论》、《语言学概论》、《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自己没听明白，但又特别感兴趣的课，我就反复地听，如《汉语语法学》、《理论语言学》、《语言哲学》都一连听了3次轮换。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还去观摩了博士生的一些课程，如《现代语言学》、《语言研究方法论》、《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就这样，在硕士的三年时间里，我聆听了语言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近30门课程，大大小小的课堂笔记本和读书笔记本近40来个，复印的论文资料约200多篇，在我的宿舍里，4个箱子就有3个箱子装满了学习资料。

读硕暑假的时间，我也没放过。在硕二暑假，我自费到北京语言大学，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国语言学高级讲习班，学习了《形式句法》、《认知—功能语法》、《历史语法与语义》、《语音学与音系学》、《儿童语言获得理论》、《汉语句法研究》、《汉语形式语义研究》；在硕三的暑假，我又自费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了为期二十天的全国语言学高级讲习班，学习了《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语法学（含类型学）研究》、《社会语言学（含方言学）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

2010年9月，我有幸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所的博士，成为了邢福义先生的正式弟子。跟着邢先生学习的第一年时间里，我认认真真地细读了邢先生的系列专著《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邢福义选集》、《邢福义学术论著选》、《汉语复句研究》、《汉语语法学》、《汉语语法三百问》、《词类辨难》、《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发掘集》、《语法问题思索集》、《语法问题追踪集》、《语法问题献疑集》和大量的近期学术论文。在研读过程中，我常常被邢先生精辟的理论，精细的分析，精致的表达所折服；常常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2011年4月，当我读到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先生（现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的《弘扬吕叔湘学术精神》（《汉语学报》2004年第1期）中的一段话时，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李先生说：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是研究句法结构变换的先驱，但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引进、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广泛应用的变换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却来自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Z. S. Harris），与《中国文法要略》并无关系；现在流行的“动词中心论”和动词的“价”的概念，是法国语言学家吕西安·泰尼埃尔1959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基础》中提出来的，比吕叔湘先生晚了十七年。为什么中国前辈学者的创造，不能在世界上发生其应有影响，甚至也不能在国内发生其应有影响？李文指出：“胡明扬把原因归结为中文的不通用，但我揣测原因恐怕不只于此，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第一，我国的语言学不是国际学术的制高点，‘学术之水’难以倒流；第二，理论提出者表述理论的方式不显豁，影响了理论的传播与继承；第三，我国学术眼光的聚焦点主要在国外，对本国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意识的梳理，缺乏学派式的继承与发展，缺乏科学的学术批评。这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素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若不努力革除，上述‘变换分析’和‘配价语法’的令人酸楚的‘佳话’，肯定还会复现，那将是中国语言学的最大悲哀。”

李先生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在博士论文快要定题的那两个月里，“令人酸楚的‘佳话’”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

为什么中国人不研究中国人自己？为什么中国语言学不对中国人自己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意识的梳理，进行学派式的继承与发展，进行科学的学术批评？作为中国语言学年轻的一辈，为什么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令人酸楚的“佳话”再度复现？

邢先生的学问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研究他？作为邢先生的博士生，为什么不可以把研究邢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如果博士论文真的是研究邢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博士生的我，能把这个题目写好吗？写好这个题目，能得到中国语言学界专家的认可吗？……一连串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令我常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纵观中国语言学研究，在汉语学界，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语言学人的学术思想专著，还没有一本学生专门研究老师学术思想的博士学位论文。可是，我越研究越觉得邢先生的学术思想值得写，越钻研越不肯放弃。

2011年5月，我鼓起勇气给李宇明先生写了封邮件，诉说了自己的心事，他在百忙之中抽空回复了我的邮件，鼓励我说：“有出息的人是敢于走自己路的人。”他支持我研究邢先生的学术思想，并建议我将语言学和文史评论结合起来研究，构建出语言学批评，成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在语言学领域里走出一条新路来。

2011年6月，语言所博士论文开题，我向语言学专家们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尽管邢先生坚决反对我把他的学术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汪国胜所长和其他的语言学老师在耐心听完我的汇报后，都一致同意我的想法，并鼓励我“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邢福义国学视角语法研究与其三维学术思想》就这样正式定下来了。

论文题目定下来后，我就更加珍惜时间了。对邢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的系列文章，逐篇逐段逐句地分析研读，一步一个脚印地细细琢磨体悟邢先生做研究的奥秘；对有关介绍评论邢先生学术思想的书籍和论文，我尽力搜集，认真品读，规范借鉴，及时记录。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我研读了近800多篇论文，有些重要参考文献，反反复复地细读不下20来遍；为了比较准确地阐释邢先生的国学思想，我还把《光明日报》国学版2006—2012年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细读了一遍，从而比较深刻地发掘出了邢先生“国学思想”的丰富内涵。

为了写好论文，我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六星期日，有的只是每天的早中晚，有的只是心中的论文。记不清几月几号了，记不清自己是否还有个家，每天静坐在电脑前，沉浸在研究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执着前行……

2013年1月，我42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出来了；5月，我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且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了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7月，我顺利进入了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邢福义学术思想”的研究工作。

在博士后导师赵世举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又反反复复修改，认认真真研究，终于将这本《邢福义为学路》修定完成了。在此，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的老师、同学、朋友和亲人。

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邢福义先生。邢先生开始并不怎么同意我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但当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得到语言所评审专家一致同意、正式确定后，他又在百忙中抽出了大量时间，给予了我许许多多的指导。特别是，他在医院里打针的同时回答我的疑问，他在凌晨给我回复的好几个邮件，他对我做人做事的批评和引导，都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要感谢我的博士后导师——赵世举教授。谢谢他收下了我这个学生；谢谢他一遍又一遍地，逐字逐句地为我修改博士后开题报告；谢谢他在教育部开会期间，还抽出时间翻读我的书稿，多次回复我的邮件，指导我修改本书框架和具体内容；谢谢他为本书写序。每每看到他为我修改的文章，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小到一个标点符号，大到整本书的框架设计，我都感动不已。

我要感谢三位老师——汪国胜教授、李向农教授、李宇明教授。谢谢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所所长汪国胜教授，谢谢他8年来对我的悉心栽培和莫大帮助；谢谢他理解我、支持我，耐心细致地帮我选定博士学位论题，谢谢他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莫大的支持；谢谢他为本书题词。谢谢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李向农教授，谢谢他热情幽默的鼓励，谢谢他临上飞机的前一个小时还在帮我查找有关邢先生的资料；谢谢北京语言大学的党委书记（原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授，谢谢他远隔千里，在繁忙工作之余，多次回复我的邮件，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支持我、指导我。

我要感谢三位可亲可爱的家人，谢谢他们在我硕士、博士、博后连读8年的时间里，倾尽全力地无怨无悔地支持我。谢谢我的母亲徐学英，谢谢她供我上学，帮我照顾小孩，料理家务；谢谢我的丈夫罗小兵，对我正月初八到武汉，腊月二十八才离开武汉，全心全意忙论文的理解；谢谢我的儿子邓罗庚，对我实在太忙，上学6年都没接送他6次的谅解。

我要感谢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的胡明书记和刘秀明主任，谢谢他们在2013年3月到7月，在我博士支教的日子里对我生活的照顾和工作的支持。在那段时间里，通过教学实践，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总结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的必要性。

我要感谢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卢烈红老师、冯学锋老师、赫琳老师、萧红老师、陈春荣老师、廖静老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吴振国老师、储泽祥老师、刘云老师、罗耀华老师、范新干老师、张邱林老师、戴建业老师、何小平老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所的徐杰老师、匡鹏飞老师、姚双云老师、谢晓明老师、罗进军老师、苏俊波老师、沈威老师、肖敏老师和欧阳老师；南京晓庄学院的程培元老师和广西玉林师范学院的刘丽静老师，以及我的室友安小蕾博士、李朋娜博士、武庆圆博士、朱建慧博士等。

2023年2月6日中午12时，邢先生在武汉逝世；2月10日华中师大为先生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数百名社会各界人士前来为先生送行。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德，导我成长；先生之教，伴我赶路。

2023年2月11日凌晨6点，“全球华语”大家周清海先生给我的微信留言：“天玉，节哀。继续老师的事业，是最好的回报。”

《邢福义为学路》研究的是邢先生截至2013年年底的学术成果。2013年至今，这十年间先生仍笃行不怠、勇攀高峰，再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绩，出版了一部又一部的专著。

未来的日子，我期待能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挖掘“邢老师学术思想”这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