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之爱
恩师走了，悲痛，夜不能寐，泪水湿枕。先生怎么可能走了呢？先生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追忆恩师，泪水洗面，泣不成声。
初见
那是1998年的夏天，“98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学术会议”，8月26日-3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我跟随高更生先生到北京参加会议学习。会间的一个茶歇，我在会议室门口等到了邢先生，问候和自我介绍之后，向邢先生请教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可不可以写朱德熙先生提出的“准谓宾动词”。邢先生听后说“题目是不是大了点儿？”待到后来写论文的时候，深切体会到邢先生所言极是，题目太大了！
读博
1999年，我报考李宇明老师的博士生，那年邢先生计划不招。面试的时候，心里忐忑，不知先生会问什么问题。邢先生问了我的年龄，然后问了我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说是在一张地图上找一个地方，怎么找？这该怎么回答呢，心里很紧张，我让自己镇静下来，怎么想就怎么说吧。我说，老师，我会从地图的外围开始找，一圈一圈往里找。先生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我的心里咯噔咯噔的，是不是回答得不好啊。我很荣幸地被录取了，而且是跟邢先生。后来才知道，是李老师、汪老师和邢先生为我们报考的四人争取到了名额，邢先生破例出山，带年龄最大的陈佑林和最小的我。我是多么幸运啊！
1999年夏天，怀揣着对桂子山的向往，来到华师。山不高，郁郁葱葱，楼宇轩昂，书声郎朗。有一次在办公室见到邢先生，我请教先生应看什么书学习，先生说：“找本逻辑看吧。”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金岳霖的《形式逻辑》学习。读博的重心是写博士论文，邢先生要我们年底之前就要选好题目。先生让我看杂志，找几个问题。准备好后，我去找先生汇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是”字句的肯定句和否定句的连用，我找了几个句子，但也没有什么思路和想法。报告完了问题后，先生对我准备的几个选题逐一做了点评，从中选了“是”字句的这个，题目也是先生给取的——《现代汉语“是”字句然否类型联结研究》。先生还掰着手指数了一下字数，说：“可以。”然后先生又讲了如何写几篇外围论文，支撑起博士论文的骨架。
放寒假了，我去火车站前先去了先生家，向先生和师母告别。先生问了我半年来的学习、生活情况，说，“吃碗面再走吧。”我就幸福地吃了面，背上行李包，跟先生告别了。这年的寒假，我在家里搜集语料，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小说月报》等书刊里找例子。第一篇外围论文写完后，拿给先生看，先生从文章题目、结构布局、选例论说等各方面都做了认真修改，并推荐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我拿着沉甸甸的文稿，又是高兴又是愧疚。文章后来发表在2000年第5期上，题目是《“是”字句的然否连用和否然连用之考察》。
先生平时很忙，我就等先生下班，边送他回家边向他汇报。有一次，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学问上要永不满足，要有进攻意识。”这句话我铭记在心。还有一次，先生问我，“然否、然否，怎么‘否一然’反而用得多些呢？”这个问题促使我观察然否对照两种联序的异同。当时，先生安排我在《汉语学报》做编务工作，我把论文给编辑部的萧老师看，他看后说不错，发表在《汉语学报》2000年下卷，题目是《“是”字句的然否对照和否然对照的不对称性》。博士论文中关于“是”字句然否类型配置的问题，也是先生提出来的。但刚开始，我搞不清楚前后项的“配置”是什么意思，后来从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得到启发，于是根据“是”字句的表意类型和成分配搭来考察配置。
2001年，先生的宏著《汉语复句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汇集了先生几十年的复句研究成果，代表我国复句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先生修改后取名《复句研究天地宽》，发表在《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001年寒假前，我把毕业论文发给了先生，先生认真审阅了论文，年后我按照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修改，把论文定了稿。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一致好评，这都是先生悉心指导的成果。这篇博士论文，在先生的推荐和汪老师的帮助下，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中心”的资助，于2008年在先生主编的“华中语学论库”出版，书名依然用了博士论文的题目——《现代汉语“是”字句然否类型联结研究》。
留校
2002年，我博士毕业，留在文学院工作。后来从人事处领导那里得知，邢先生为了我留校的事情，前后跑了人事处三趟，向学校推荐我留校工作。2003年，先生鼓励我继续沿着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考察小句联结的事实和规律，我很荣幸获得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小句类型联结研究》。有一次向先生汇报工作，说起做这个项目的体会，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打通复句和句群”。先生说：“这条路子是对的。”得到先生的肯定，我心里热乎乎的。这个项目的结项结果，也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语言教育中心”的资助，于2009年入选“华中语学论库”出版。
2009年10月17日，和先生在语言所办公室门口合影
2010年夏天，我获得访学机会，到美国堪萨斯大学语言学系访学一年。临走前，我去先生家里跟先生拜别，先生特意带着我在校园里走了走，语重心长，望我出去“开阔一下眼界”。2011年夏天回国后，我去看望先生，汇报访学情况。先生问我回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想继续研究复句，研究复句的句序和焦点。先生肯定了我的想法，形象地说，“句法和语义结成一体，语用在外面包着”，还强调语言研究要有“发展观”和“群众观”，重视语言事实的发掘和语言理论的深化。
指学明灯
先生是最了解学生的，也最能为学生指引治学方向。2013年1月31日，腊月二十，我把《汉语复句句序和焦点研究》的书稿给先生，请先生赐序。3月3日，正月二十，先生邮件发来大序，这篇序言，不仅是学生的指路明灯，也是学术的至理名言。先生对学生的了解比学生自己还要深刻：
当年，一接触朱斌，便认为这个青年朴实而能为。多年下来，事实证明这一判断的确当。一方面，他重视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另一方面，他重视开发心智，边走边思考，边总结自己研究之领悟，寻求学会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我很欣慰，因为他不随风转，他的心里有他自己。
先生从汉语语法学史阐释了事实和理论的互动辩证关系，力倡“朴学”精神：
理论与事实相互驱动。没有理论的牵引，对事实的描写和解释便无从下手，或者只能盲目进行。反过来说，理论的生命力由事实所赋予，理论或者来自对事实的发掘，或者通过事实的检验得到确认，或者通过事实的不断发掘与检验而越发坚挺。我国的汉语语法研究，从来以事实为本。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借用了西方的“规矩”，但此书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教育，作者的许多论说，包括句子的分类、特定句式的构成状态、虚字的使用等等，都表明了他的两只脚牢牢地站到了中华文化的大地之上。黎锦熙的《新著国语语法》，以西方“纳氏文法”为主要蓝本，但“句本位”的提出说明了黎氏充分重视汉语语法的不同于形态丰富的西方语法的特点，而且，从具体问题看，黎氏提出的相当多论断是脚踏实地研究汉语的成果，充分显示了他的“务实”精神。王力的语法研究，曾接受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语法哲学》中所提学说的影响，但是，王先生毕生强调和探求汉语语法的特点，并且从语言运用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高度。吕叔湘早年受过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和法国语言学家勃吕诺的影响，然而，不管是他的著作还是论文，始终坚定不移地立足于汉语事实。1992年11月在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吕先生说：“元任先生的学问广博，这是无人敢否认的。最叫人佩服的是他写的文章无一篇不实实在在，毫无故弄玄虚的东西。”他晚年把自己的治学原则总结为：“广搜事例、归纳条理，反对摭拾新奇、游谈无根”。朱德熙是我国思想最活跃、最富创造精神的语法大家。他一方面重视吸取国外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又善于用汉语语言事实来检验并改进这些理论和方法，从而写出切合汉语实际的高质量著作和论文。实践表明，他把语言事实放在第一位的。
对于外来理论的“汉化”，先生指出，要扎根我国语言文字泥土：
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事实的沃土之上。必须处理好外来理论引进与汉化的关系。“引进”是先行阶段，重点在于把国外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举出若干汉语例子来进行演绎。而“汉化”，即外来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是后续阶段，重点在于让国外理论在汉语事实中定根生发，使国外理论溶入汉语研究的整体需求，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两个阶段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外来理论的汉化工作，多研究一些汉语的实际问题。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包打天下，随着语言事实的不断挖掘，一些语言理论的假设很容易被证伪。今天的理论说来还头头是道,明天遇到反例时就会被一套新理论取而代之,说明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们要有创建理论的学术自信，不能一提到理论就想到国外，一提到本土理论就表示不屑一顾。
对当今的浮躁学风，先生提出批评：
当今学风浮躁，书文往往求快求长不求实。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荀子《劝学》）路是要一跬步一跬步地走的。开车当然比走路快，坐飞机当然比开车快，乘宇宙飞船自然更快。然而，人的一生中，主要还是要靠走路。说件生活小事：在自己住宅里，早晨起床上洗脸间，就那么十来步，能开车、坐飞机、乘宇宙飞船吗？
先生赠予学生老家旧庭对联，勉励学生：
我经常说：“抬头是山，路在脚下。”2013年春节前夕，堂弟发来邮件，要我为老家的旧厅写副对联，我这么写道：“抬头是山问山顶多少景色，路在脚下求脚力能否致远”。横批：“自强有为”。这对联，不求对仗，不讲平仄。顺手录缀于此，表达自己对走路的粗浅理解，也以此作为相互勉励的话语，送给朱斌。
2016年，我把读研以来的一些论文结集出版，书稿发给先生，请先生惠赐墨宝题写书名。先生很快写好，打电话让我到家里来拿。
恩师之爱，山川共存，日月同辉！
2016年9月8日，在校弟子与恩师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