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先生评传
萧国政
一
1935年阴历5月30日，即当年阳历６月30日，邢福义先生出生于海南岛乐东县黄流乡。黄流在海南岛南端，往东数十里海边有一石崖，便是著名的“ 天涯海角”。黄流人说的是海南闽方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1946年7月，邢先生上黄流第二初级小学，读四年级；接着，1946年9月－1948年7月，在黄流中心小学读书；1948年9月－1949年2月，在海南崖县榆亚中学读书；1949年9月－1952年2月，在海南崖县初级中学读书；1952年8月－1954年7月，到海南北部的海口市，进入海南广东琼台师范学校学习；1954年9月－1956年7月，到武汉市，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专修科学习，毕业后留中文系任现代汉语专业助教。
其启蒙教育，是坐在识字不多的爷爷腿上，听念《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完成的。从小学到大学，其中初小一年、高小二年、初中三年、中师二年、大学二年，整个在校的读书时间仅十年。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岁月，1956年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之后，当了22年助教；“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从助教越级晋升副教授；1983年，晋升教授；198８年4月起，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长。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现代汉语专业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深港澳语言研究所学术顾问兼咨询。
1999年3月，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以母语汉语为教学和研究对象的语言学系，出任系主任。国内外包括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单位的许多语言学家来信祝贺。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一封长信中说：“贵校成立语言学系，喜不自胜，逢人必道，闻者无不抚掌。”“此乃中国语言学将兴之征”，“语言学系自当大有作为”。
二
邢福义先生主攻汉语语法学，同时也研究逻辑、修辞、方言、文化语言学及其他跟语言学有关的问题。
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中国语文》1957年第8期），当时22岁。截至2000年6月，已发表文章逾300篇；出版著作（包括主编的和与人合著的）30多本，其中个人独著11本。
1989年，所著《语法问题探讨集》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所著《语法问题发掘集》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所著《邢福义自选集》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所主编《现代汉语》获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1998年，所著《汉语语法学》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又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8年3月，澳门回归前夕，到澳门参加国际会议，会上宣读的论文后来获得澳门理工学院《理工学报》唯一的一个优秀论文一等奖，1999年8月在德国汉诺威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期间正式接受获奖证书和奖金。以“澳门理工学院供稿”的名义发表的报道说：“ 邢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几十年，其成就与贡献有口皆碑。他的论文见解独到，对目前和今后的汉语教学与测试颇具指导意义。此次获奖，实至名归。”（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78页）
其语法研究，可以概括为五个着力点：其一，着力于隐蔽规律的发现；其二，着力于结合逻辑研究语法事实；其三，着力于学术“据点”的建立；其四，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其五，着力于研究路子和研究方法的探索。
其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1956－1978），积累期。“文革”前，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7篇；“文革”开始之后，刊物停刊，但没有放弃问题的钻研。这一时期，主要是培养研究习惯，积累研究经验，铸造敏锐视力。代表性论文当是《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该文刚一发表，方光焘先生就于1962年5月强调“研究语法应该注意一般现象、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的相互关系”，指出：“副词能否修饰名词的问题，张静认为副词能够修饰名词，他是想推翻已有的规律。而邢福义则是以特殊现象来作补充，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副词修饰名词必须具有一些条件。我基本上同意邢福义的意见，……”（方光焘《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二段（1979－1989），求索期。既有专著出版，又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这一时期，以复句为“据点”开展对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重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重视语法事实的深入发掘，重视隐蔽规律的揭示与刻划。最主要的代表作，当是《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和《词类辨难》（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是邢先生一系列复句研究论文的第一篇。吕叔湘先生于当年9月28日给邢先生一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见《治学之道 学风先导》，《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词类辨难》一书，不仅阐明词性判别的语法依据，而且从论证的角度总结出了直接判定、排他和类比三种办法，开始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的尝试。逻辑学家李先焜写道：“我特别推崇邢福义同志的语言研究工作。在吕叔湘先生为其《语法问题探讨集》所写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认为吕先生这句话真是‘一语破的’。邢福义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跟他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分不开（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点）。 邢福义同志是专门研究过逻辑学并写过逻辑学著作的，因此在他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过程有意或无形中就使用了逻辑方法。……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进行逻辑语言学的探索。”（《论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第三段（1990－今），造型期。强调“研究植根于泥土，理论生发于事实”。一方面，致力于事实的发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方言，还有意识地把视线移向近代古代汉语；一方面，着力于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探索，总结出了“两个三角”和“小句中枢”等著名论点。脚踏实地的考察与理论方法的思索，形成良性循环，展示了具有“上向型”特色的研究造型，显现了有个性的研究风貌。最主要的代表性论文，当为《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和《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最主要的代表性专著，当为《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即使是研究一个具体事实的，也带有“上向型”研究线路的理论色彩。比如《“最”义级层的多个体涵量》（《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结尾处写道：“汉语的词汇词义的分析研究，应该同语法语用的分析与研究结合起来。……孤立的词汇词义层面的分析，只能获得最基本的了解；衔接上语法语用的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深入而全面的认识。这种接轨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并非‘最’字如此。”语法学家邵敬敏指出：“九十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明显的特点是开始摆脱盛行几十年的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和束缚，……在对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更加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思路，其中胡明扬的‘语义语法’说、徐通锵的‘字（语素）本位’说、邢福义的‘两个三角’理论和‘小句中枢’说等都比较有影响。……”（《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语法学家李芳杰指出：“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德熙的词组本位体系和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体系，他们各自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代表作：《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小句中枢说》、《汉语语法学》。”（《句型主体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三
纵观邢先生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其基本的理论和主张，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17点。
（一）研究论──关于研究思路与研究要求的论说：
（1）“两个三角”。第一个三角为“表－里－值”小三角，主张表里互证，语值辨察；第二个三角为“普－方－古”大三角，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现象，“小三角”是内证，“大三角”是外证。
（2）“三个充分”。所谓三个“充分”，指的是“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两个“三角”是研究思路，三个“充分”是研究要求，二者互补互证，互为条件。国外学者关于三个充分的提法，可以引进汉语语法研究，结合汉语实际，对三者作配套性新解释。
（3）“两个沟通”。所谓“两个沟通”，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内部的沟通。语法研究，同词汇研究、语用研究、逻辑研究、文化学研究等应有接轨，尽可能地搞一些跨界性的研究。另一个是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沟通。本体语法研究，应考虑计算机的需求，尽可能把自然语言研究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结合起来。孤立的、单角度的、纯本体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4）“事实发掘与特色形成”。一方面，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即：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追求独创性的研究特色，认为中国语法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之日，将是我国语法学能够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之时。
（二）总体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总体性论说：
（5）小句中枢。汉语语法系统，以小句为中枢。汉语语法重句法，而不重词法，对于汉语语法规则的构成和显示来说，小句在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中居于中枢地位。“小句中枢说”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研究汉语语法，必须以小句为中轴，以句法机制为重点，注重观察句法规则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
（6）小句三律。成活律、包容律和联结律，这是汉语小句的三条定律。了解小句三律，可以加深对汉语语法系统中小句的中枢地位的认识。小句三律的基本公式：
成活律1：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小句成型。
2：句子语气＋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意旨的有效表述＝小句生效。
包容律1：小句－句子特有因素＝短语。
2：小句－句子特有因素－短语常备因素＝合成词。
联结律1：小句联结＋小句分句化＝复句。
2：小句直接间接联结＋句子集群化＝句群。
（7）动词核心和名词赋格。汉语里，各种复杂格式其实都是在此基础之上衍生或者变化出来的。名词赋格现象，包括单名占位赋格、单名移位赋格、双名同位赋格、双名移位赋格、双名隔位赋格等等状况，几乎涉及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研究清楚名词的语义特征，是解释清楚名词赋格有关规律的必要条件。
（8）句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二者互为条件：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这一特点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法。
（三）词类研究──对汉语词类问题的主要论说：
（9）词类问题的研究，需要有“两手”对策。第一手，揭示各个词类的基本特点和各个词儿的常规性质；第二手，给出词进入小句之后所形成的可以显示词性的种种格式。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必要的补足。光有第一手不行，讲少了不齐全，讲多了繁琐细碎，如果有后一手的补足，就不怕前一手有什么疏漏。
（10）词性的判别，除了依据语法特征，还有必要采用“直判”“排他”“类比”等论证方法。语法特征情况多样，并不规整，而具体的词千千万万，情况错综纷繁。有的词语法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直接指明其词性；有的词情况相反，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说明类属。灵活使用证明方法，可以提高词性判别的有效性。
（四）句法研究 ──对汉语句法问题的主要论说：
（11）句式的组造，有其逻辑基础。从逻辑基础上考察句式，解释句式，是对句式进行语义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尝试把逻辑方法改造成为语法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句法语义的分析问题，会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2）汉语的动宾关系之复杂，在很大程度上跟宾语代入现象的复杂多样相联系。所谓宾语代入现象，指的是代体宾语代入常规宾语的位置的现象。代体宾语的形成，需要满足四个特定条件：有三角联系；提供新信息；不产生误解；有言语背景。
（五）复句研究──对汉语复句问题的主要论说：
（13）复句分类，从关系出发，用标志控制。按并列概念分类法，把复句划分为因果类复句、并列类复句和转折类复句，建构汉语复句三分系统，有利于理清各种复句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14）复句关系标志既有静态作用又有动态作用。从静态的角度看，作用在于“标明”；从动态的角度看，对于隐性的逻辑基础来说，作用有显示、选示、转化和强化四种。要深化对复句的认识，必须重视考察关系标志的动态作用。
（15）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进行反制约。复句格式直接反映主观视点，间接反映客观实际，复句格式一旦形成，便明确地限定它所标明的关系，便成为一种反作用于语义关系的语法框架。
（16）复句句式的多样性，既表现为句式蕴含的语义关系具有多样性，又表现为句式构成的联结形式具有多样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反映“双视点”的标志复现现象丰富多彩；“但”类转折词异常活跃。
（17）复句和单句既有对立又有纠结。典型单句是单核句，典型复句是核同质、有核距、无共同包核层的多核句。纠结现象复杂多样，归总起来说，不外乎四种：一是多核而核异质；二是多核而无核距；三是多核而有共同的包核层；四是用了特定的关系词语。
四
在治学上，邢先生以三句话作为他的行为规范。
第一句：“抬头是山，路在脚下。”
从80年代初开始，每届新生入学，不管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是语言学系的本科生，他都首先讲这句话。他写了《抬头是山，路在脚下》一文，发表在《中师生报》第146期（1992年5月17日）上。他解释道：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眼睛要看着山，心里要想着爬山。但是，上山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踩开。山顶不易攀登，成功不靠侥幸。
他心目中的山是多峰峦的，对于某个具体的研究，他的追踪从来就没有过止境。一般来说，复句研究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他在《汉语复句研究》自序中写道：“越研究，问题越多，越有更多的糊涂。……晏殊《玉楼春》中有两句话，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 他还写道：“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O。往前又是O起点！”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早些年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所训，这两年又成了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系训。
第二句：“猪往前拱，鸡向后扒。”
《海南日报》1996年6月3日发表过他的散文《根在黄流》。他写道：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喜欢挤在祖父身边听老人们“讲古”，漫说人生。 家乡老人们经常慨叹着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意思是，人总要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路。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影响了我的大半生。从这句话， 我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首先，要拱要扒。拱和扒，意味着奋斗求生存，求发展。其次， 猪只能拱，鸡只能扒。猪有猪的特点，鸡有鸡的特点，这决定了它们各有各的办法。 如果鸡往前拱，猪往后扒，鸡和猪都活不下去。再次，往前拱和往后扒没有优劣之分， 关键在于怎么样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哲人们强调“扬长避短”，立意也是如此。
他只读过十年书，专科学历，不在名校工作，身边没有名师指引，背后没有菩萨引渡，每前进一步，都比别人多几分艰难，每前进一步都是依靠自己的摸索。但是他很“善师”。一方面他善师于方家。从50年代起，《中国语文》每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语法论文，他都要反复“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作者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由于经常如此坚持“偷学”，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的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他的导师。另一方面，善师于自己。他有一个自己教自己的办法：有的文章写成后搁起来，过一段时间拿出来挑挑毛病改一改，再过一段时间又拿出来挑挑毛病改一改。有的文章的时间跨度，竟有三十年。如关于动词作状语的文章，1956年12月写一稿，1958年10月写二稿，1990年11月才定稿为《现代汉语的特殊格式“Ｖ地Ｖ” 》发表。他说：我这是自己牵着自己走路。我属猪，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前拱！”
第三句，“年年岁岁，春夏秋冬。”
《海南日报》1998年11月22日发表过他的散文《年年岁岁 春夏秋冬》。
他写道：“春夏秋冬是个时间概念。春夏秋冬意味着一年有四季，四季有十二个月，十二个月有三百六十五天。做什么事，做一天两天，做十天半个月，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就不容易。这就需要坚持不懈，需要韧性和毅力。”1994年3月中旬，他应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撰写一部《汉语语法学》，合同规定1996年6月交稿。从此，他给自己立了“法”：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天必须为这部书写一千字。假若哪一天没写，第二天一定得补还；假若出差，回来后得按天数补起来。他说，如果放弃了这个要求，就等于自己为人做事的失败。
他写道：“春夏秋冬又是一个气候概念。春夏秋冬意味着有春天也有夏天，有秋天也有冬天，有鲜花和温暖，也有冰雪和严寒。这就要求能够应变，经得起各种考验。”1997年2月5日，牛年即将到来，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春节，师母忽然中风瘫痪。师母住院期间，他至少每天跑两次医院，送饭，送换洗衣服；师母接回家之后，他不仅要上街买药，而且天天跑菜场买菜。家中有个瘫痪病人，家务压力和心理压力之大，一般人难以想象。他要求自己：一定要挺住！一有空隙，他立即坐到计算机旁，写起东西来。三年多时间过去了，他的书照样一本一本地出，他的文章照样一篇一篇地发表。他说，困难能够压倒一个人，也能够锻炼一个人的定性和承受力。
他写道：“春夏秋冬又是一个发展概念。一个春夏秋冬之后又出现一个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万象更新，循环往复，不断上升。人的生命历程也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阶段的生命历程中要不断地有新的开始，不断地站到新的起跑线上。”他把四十多年走过的路，总结为“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偷学”，从50年代起，花了十多年的时光；第二部曲是“自悟”，进入80年代之后，把重点放到着力于提高自己的悟性上面，着意培养观察问题的敏锐眼光；第三部曲是“有我”，进入90年代以后，把重点放到着力于在科学研究中找到自己上面，追求提出带有个性的见解和主张。这三部曲自然不是顿变的，而是逐渐过渡的。他深有体会地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头，蕴含着很深很深的哲理。”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猪往前拱，鸡向后扒”、“年年岁岁，春夏秋冬”这三句话，其核心思想是“自强不息”四个字。他强调：人要立志。 人而无志，虚度时光，愧对人字。立了志，就要求成。人字一撇一捺，如果把立志比喻为一撇，那么求成便可以比喻为一捺。只有一撇是丰满粗壮的，一捺同时也是丰满粗壮的，人字才能丰满粗壮地站立起来，突现出来。不然，就只是一个疲软的人。《周易·乾》里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教给我们这样的道理。
五
邢先生同时又是一位教育家。
他1958年走上大学讲坛，经过近40余年的不断求索和不断升华，已形成了富于特色的教育思想。这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句话上。
(一) “让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
他用句号比喻结论，用问号比喻疑问，认为不应该让学生站到已有句号的后边，做句号的俘虏，而应该引导学生站到问号的上面，永远把问号做为起跑点，不断向新的问号追逼挺进。首先，上课不搞满堂灌，不用宣讲式；其次，加强研究示范，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再次，注意发现学生的长处，善于诱发学生的长处。在他看来，只有让学生站到问号的起跑点上，才能使他们的才智闪光。他是这么主张的，也是这么实践的。
(二) “亦师亦友，志在高山。”
同学生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他说：教师要起“指导”的作用，首先必须是“师”；另一方面，教师要和学生一起探讨科学问题，而在科学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是可以教学相长的，因此，更重要的，又应该是“友”。就具体行动而言，师生一起研究问题，这是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的好办法。他曾经同三位硕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又曾经同三位博士生合作，写出了论文《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全都发表在权威刊物上面。师生合作，显性成果是高质量的论文，隐性成果则是人才造就的高质量。
对学生的要求，是“志在高山”。他说：“对于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我套用人们常用的一个选择问句式：‘是站在他们的后边指手画脚地指摘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旁边大声吆喝他们前进呢，还是站在他们前头跟他们一起迈步向前呢？’我的选择是：站在他们的前头，跟他们一起，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迈步向前。迈步向前的目标，是高山！”学界同行赞誉他“很会带学生”，但是学界同行也许想象不到，他为学生的成长耗费了多少心血！
(三) “作为一个教师，最大的希望是学生超过自己。”
1995年５月30日，他60周岁。他不准学生们送礼，更不准为他搞什么活动。那天，我们几位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相约去看望他。有学生问：您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他回答：“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永远不断地自我超越；作为一个教师，我的最大希望是我的学生能够超过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最大希望是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多出现一些中国的特色。学术山峰无极顶。古往今来，谁都不可能把学术顶峰踩在自己的脚下。我要求自己坚持不懈，争取不断地改写爬山的记录；更寄希望于学生，希望你们超越我，爬上更高的山。”离开老师的家之后，我们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实现老师的希望，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老师的希望？
(四) “我甘当现代的武训。”
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他领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系，并亲自担任系主任。他提出把“两个意识”（世界意识、现代意识）、“两栖人才”（能从事自然语言研究和计算机应用实践两方面的工作）和“五会标准”（会研究问题、会外语、会电脑、会分析语言现象、会鉴赏文艺作品）定为语言学系办系育人的方针。他指出：语言研究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语言研究。汉语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研究事关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目前，语言学系的学生有的家庭比较困难，他帮他们联系研究项目，寻求社会支持。他说：“为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我甘当现代的武训。”
邢先生绝对是目前我国年龄最大的一个系主任。他已经65岁，他的社会活动那么多，他的家庭负担那么重，他却为语言学系的发展那么呕心沥血，他到底为的是哪般？这里头，有着深刻的启示！
六
在学术和人生的道路上，邢先生追求的是“人和物的统一”。
他常说：做学问，贵在文品正。文品既反映为人和学风，又决定文章级次与格调的高低。为人第一，为学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在治学道路上，无止境地追求，自强不息；在个人利益上，有限度地要求，知足常乐。为人也好，治学也好，一个人总是自己用自己的言行，不断地描绘自己的形象，印制给社会，印制给亲戚朋友，印制到社会的大镜子里。
2000年1月4日至6日，汉语重叠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在会议的闭幕式上，邢先生总结了这次会议的特点，并且强调说：学术研究应该提倡涵容、包容和宽容。一个学者，应该心胸开阔，能涵容不同观点，能包容不同说法的长处，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宽容的态度，多多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这样，更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在学术上，先生是强者；在待人接物上，先生是长者。他在给同事朱建颂先生《武汉俗语》所写的序中，特别提到“书如其人”，赞扬朱先生既是学者，又是长者，并且引用杜牧的两句诗来说明二者相得益彰的关系。现在，转引这两句诗，作为这篇评传的结尾：
南山与秋色，
气势两相高！
（原载季羡林主编，萧国政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邢福义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