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先生教我的“笨功夫”

石毓智

（2023年2月8日星期三）

向语言学习语言学，这是邢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学术财富。

前几年我回国时，特意从国外买了一瓶上好的法国葡萄酒，去看望邢先生。邢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毓智，你回华师来工作吧，这里的待遇也许赶不上国外，但是肯定不会让你受气。”邢老师一直是把我当作自己弟子看待的。

我于1986年就认识邢先生了。那年暑假后开学，我刚到华中理工大学报到没几天，就迫不及待地打听到了邢先生的住址，辗转找到邢先生在“华中村”的家。邢先生的家离黄鹤楼不远，是一个老式的低层建筑，用木头和青砖建造的，别具一格，林木葱郁，没有一点城市的喧嚣，给人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邢先生是我平生第一次拜访的大家，心里蹦蹦直跳，但是邢先生的和蔼可亲一下子让我放松下来了。邢先生给我泡了一杯绿茶，中间时不时给我加水，坐在门前的一颗大樟树下，一直谈了很久很久。当时谈了什么内容，现在完全记不得了，只见邢先生坐的椅子上放着几本杂志，有《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上面有不少红色笔的标注。离开时，邢先生一直把我送到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有了与邢先生这次美好经历，我就少了对学问大家的畏惧心理，后来每到一方，必拜那里的名家大贤。这成了我的习惯爱好，从中受益良多。  

我在大三时立志做汉语语言学研究，就开始看邢先生的文章，他发表的每篇文章必读。那时邢先生与陆俭明和李临定先生一起，被誉为是汉语言学界的“三驾马车”，他们是《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最多的三位中年学者。读邢先生的文章，除了其睿智超群与逻辑缜密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邢先生文章的例句，句句都有出处，都是来自文学作品。我当时就在想，邢先生写一篇文章要花多少功夫呀！这种功夫蕴含着一个做学问的大道理：向现实语言学习语言学。

邢先生这种治汉语语言学的方式，我耳濡目染，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治学道路。那时邢先生还是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每年的会议我都参加。迄今还记忆犹新的是，邢先生讲他如何穷尽搜集《红楼梦》的重叠而发现规律。此文最后发在《中国语文》上。要知道，那时一切都是靠手工，文学作品要一句不落认真阅读，例句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抄在卡片上，然后从例句中概括出规律，最后才能写出一篇文章。

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采用邢先生教给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在华工读书时，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在炎热的夏天，自己找个安静的树荫下，坐在土地上，看着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发现有趣的例子就抄下来。我的硕士论文《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写出来的，1992年在台北学生书局出版，2001年又出了修订本。

后来我到美国求学，在生死关头，也是用邢先生教给我的这种笨办法活过来的。1996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读书遇到危机，李讷老师伸出了救命之手，让我暂时在他刚申请到的“汉语历史句法形态学”项目做点事过度一下，然后再申请来年的大学继续读书。李老师只是想救助一个落难的后生，原本没有打算我给他的项目做什么研究。第一天我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大学报到，李老师把我带进他的研究办公室，那里有两排书架，摆放着从《诗经》到《红楼梦》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对我说道：“把这里当作你的家！”我此前没有做过任何汉语史的研究，看着书架上的那些书，茫茫然不知从何做起。我就开始用邢先生教给我的本领，一本书一本书看，一张卡片一张卡片抄，不到几周我就有了自己的发现。这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详见另一篇文章。邢福义先生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历史语言学研究上大大派上了用场，研究成果先是我和李讷老师合写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最近的则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2023），在汉语史领域，我先后有6本专著出版，用的都是邢先生教给我的本领。

现在，我对邢先生教给我的笨功夫又加以改进，就是直接听日常对话的素材，记录有价值的例子。最近写成的《当代汉语口语分裂句的语用功能》，就是基于小品、相声、电视剧的真实话语语料而写成的，已经被北大《语言学论丛》初审通过，相信不久就会与读者见面。

邢先生的这种“笨功夫”，是做好语言学的看家本领。没有这种长期的硬功夫，就培养不出对语言的感觉，难以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没有这种对语言的全面系统的深入调查，对国外的各种语言学理论就会人云亦云，往往会把时髦的理论方法变成汉语研究中的乱力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