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新冠疫情已经过去，没想到传来这个让人悲痛的消息，我敬仰的邢先生离去了。

“抬头是山，路在脚下”，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一座大山，既威严又难以企及。在先生面前，我总是紧张而惶恐的，但其实先生对我是非常、非常宽厚的。

我之所以在先生面前紧张而惶恐，大半是因为先生的不怒自威和学问的高山仰止，少半是源于自己深深的愧疚。

读大学时，也许是因为老师一句不经意的表扬，引发了我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兴趣。于是，我就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些专业文献。年龄越长，越能看清楚自己当年的浅薄：那时候的自己，并没想着要从这些文献中学习些什么，而仅仅是以看过、知道一些术语为虚荣，其实根本没看懂，也不可能看懂。糟糕的是，我竟然给先生去了一封信，商榷先生《南味“好”字句》中的一些内容。我早已忘记自己在信中都写了些什么，但以自己的年少轻狂，我肯定做错了。这件事我一直无颜面对，也从未说起。

如愿考取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后，刚入学时，见到先生我还有些忐忑，十分担心先生会提到这件事，可一切如常，似乎什么也没发生。那时的我，真的松了一口气，踏踏实实地度过了三年。

面临考博了，虽然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可还是心里没底。当年，我们都无比期望先生能为自己写一份专家推荐信。先生的专家推荐信，就是一颗定心丸！可先生要求十分严格，专家推荐信不是随意就写的。后来，我的硕士导师李宇明老师出面，以我报考的是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为由，请先生为我写一封专家推荐信，助我一臂之力。我怀着激动和无比感激的心情到华师语言所的办公室面见先生，请先生为我写专家推荐信。

见到先生，由于不能忘记自己曾经的莽撞，我是紧张的。我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请先生用的钢笔，告诉先生这支钢笔我打算考试时用。先生听了，笑了，我也笑了。推荐信写完后，我正欲向先生告辞。先生宽厚地微笑着说：那封《南味“好”字句》的信是你写的吧？听到这句话，犹如脑袋上一声炸雷，我无比尴尬。先生看我这样，也就不说什么了，仍是宽厚地微笑着，示意我可以离去，我就溜之大吉了。

博士毕业后，我跟随先生做博士后，并选择以复句为题。期间因为生育小孩，也并未好好地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先生从未说过我什么。从博士后一直到今天，我都在先生毕生耕耘的复句研究中寻找学术的灵感和启迪，每当感到思维枯竭的时候，我会重新捧起先生的《汉语复句研究》，再仔细看看先生说了什么。先生用毕生的学术心血养育和滋润了我们。

参加工作后，我多次求助于先生，先生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回想往事，我真的从未为先生做过些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而是一直在索取、在获得。

多少年来，每每回首过往，我都感慨于自己年少时的无知与浅薄，也越来越感怀于先生博大的胸怀！

几年前，我再次学习李宇明老师的专著《儿童语言的发展》，再次读到先生为该著撰写的序言。人生阅历让我对文字的理解增添了几分深意。我尤为惊诧的是，先生对我的导师竟然如此严厉：

事物总有两面性。需要特别郑重地提醒两点：第一，在处于顺境的时候，不要忘了过去曾经有过逆境，更要想到将来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逆境；在走上了平路之后，不要忘了过去曾经走过崎岖路径，更要想到今后可能还会碰到更大的坎坷。第二，在听到坏话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就是那么坏，坏得一文不值；尤其是，在听到好话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就是那么好，好得完美无缺。总之，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什么时候都要有分寸地对自己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儿童语言研究，在我国毕竟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目前还比较容易搞出成绩。如果脑子发热，现在就自鸣得意起来，这就等于自己给自己的学术生命打上句号了。

这么严厉的序言，我从未见过；先生对我的导师如此严厉，我难以置信。可是想一想，一切又都是对的。

先生对我，真的是太宽厚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