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大学第一课是曾常年老师的《现代汉语》。一上课，曾老师就给我们介绍了这门课要使用的教材。她说，目前影响比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有三种，其一是黄伯荣、廖序东版，其二是胡裕树、张斌版，还有一个便是华师版。而华师版《现代汉语》的主编便是邢福义先生。

当时，文学院分好几个专业，其中比较大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俗称“中文系”）和汉语言专业（俗称“语言学系”），而汉语言专业是先生一手创建的。邢先生在华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当时，华师有两位文科资深教授，一位是老校长章开沅先生，另一位便是邢福义先生。

只不过我们对于先生的研究始终是隔膜的。一方面是先生的研究过于专业、精深，当先生在语言的世界里遨游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划分主、谓、宾、定、状、补的阶段。另一方面，中文系和语言学系虽都属文学院，却是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学科，中文系重审美，艺术气息更浓；语言学系重逻辑，科学色彩更重。所以，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我们便离先生的领域越来越远了。不过，对于中文系的学子来说，现代汉语毕竟是看家本领，而先生的《现代汉语》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专业的启蒙。

我们在华师常常能看见先生。那时候我住产-5，旁边便是语言研究所，常常能看到先生来这里上班。当时，产宿新建了几栋办公楼，把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及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都搬了过来，所以我们能碰见邢先生以及章开沅先生。只是，我们从来不敢向先生请教问题，只是远远地站住，向先生问一声好。

我们上大学那会，先生已不给本科生上课了。不过，据说八十年代先生讲课时盛况空前，而且先生精力极充沛、思维又清晰，一连讲上几个小时都不带休息的。把枯燥乏味的语言学知识讲得如此精彩，是我们这些“门外汉”无法想象的。我曾读过先生的一些著作，还把《汉语语法三百问》整本地复印了下来。不过，毕竟不是专门做语言学研究的，所以越读越糊涂，最终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2018年读先生的《寄父家书》，他的形象才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这本书收录的是先生从1955年至1991年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37年，这正是先生步入学术殿堂并最终取得成就的半生。在这些信件中，除了家事，先生提及最多的便是专业研究。先生1956年华师毕业后留校任教，做了长达23年的助教，直到1978年才破格提升为副教授。但不管是社会动荡，还是个人沉浮，先生始终能沉下心来做学问。22岁，他便在语言学的顶级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随后便在语言学领域深耕。八十年代，先生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当时便有“南邢北陆”之说。1990年，先生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成为中文系的第一位博导。当时中国语法学界的博导也只有6位，老一辈的语法学家有中国社科院的吕叔湘、北京大学的朱德熙、复旦大学的胡裕树、上海师范大学的张斌，中年语法学家则是北京大学的陆俭明和华师的邢先生了。先生不仅学问精深，还带出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弟子。除了留在华师的汪国胜等教授外，还有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宇明教授。现在高中语文教材有一个单元是“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其中“学习资源”一栏选入了李宇明教授的一篇文章，每当翻到这篇文章，我总会想起邢先生。

先生常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这是他家乡的一句俗语。刚知道这句话时，觉得它很土气，不像学术大家该有的名言。但是，在先生看来，猪有猪的命，鸡有鸡的活法，按照自己的特点去“拱”、去“扒”，总会找到一条路来。先生治学也是如此。他没有显赫的学术背景，也不追求标新立异的学说，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的语言现象着手，进行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最终演绎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像“小句中枢说”“普-方-古”“表-里-值”等都是先生自成体系语法理论与研究方法论。这有点像乾嘉时期的朴学，在看似细碎的考据中创造出自有乾坤的大世界。

先生还有一句话是留给我们的——抬头是山，路在脚下。这算是语言学系的“系训”吧，依然是那种不够“高大上”，不够“有内涵”的话。或许这就是语言学家的风格吧。除去语言背后的修辞色彩，留下最朴素的道理。这样的语言最简单，最实在，也最有力量。

如果说章开沅先生是一棵大树，热情而坦荡，直至暮年依然以其丰沛的树荫泽被桂子山；那么邢福义先生便是一座山，坚实而静穆，让我们仰望，并且告诉我们，路就在脚下，需要我们自己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