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光明日报记者为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拍照留念，一见他有些惊讶：“没想到邢先生看上去这么年轻！都快七十了，还以为您五十几呢！”邢先生立即笑答：“那你小看我啰！”一句话回味无穷，引得一堂笑语。这正是恩师邢福义教授的生动写照，机敏睿智又风趣幽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从师是缘，从良师是福，人逢良师，如遇经典。我从外语跨界过来，师从邢先生，仿佛品读一部耐读的经典。读师如试镜，可以正学术衣冠；读师如秉烛，可以明人生方向。

“读博，就是给你一次机会”

与先生的师生缘，始于考博。1997年秋，我调回母校华中师大，次年便积极申报国家社科项目。有一天听闻，“邢老师说外语学院有个黄忠廉，上了项目”。可惜，当时我只知其名、读其书，却无缘结识。1999年，我应邀加入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因主攻翻译学，就萌生了报考汉语博士的念头。曾想报考时任华中师大副校长的李宇明教授，可是他不久调至教育部任职。郁闷之中，忽生一念：考邢师！犹豫许久后终于拨通了电话：“邢老师，我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黄忠廉，您可能不认识……”话音未落，只听听筒那边传来：“哦哦，黄忠廉呐，认识，认识！”闻此语，我也就不怯生了：“邢老师，我想跨专业考语言所的博士，不知考哪位老师好。”“哦……那就考我的吧！”那一夜，我久久未能入睡。先生的欣然同意，可谓“久旱遇甘霖”。

就这样，2002年我幸入师门。一入师门，我就问先生：“我从外语进入汉语，汉语本体研究不是强项，想做应用研究，把汉语成熟的理论用于翻译研究，行不？”不曾想，先生满口答应。而当被我问及：“您当时连面都没见过，为什么会欣然同意收我为徒？”先生得意一笑：“你都教授了，文章会写，专著3部，国家和部级项目3项。读博，就是给你一次机会。”2003年，华中师大百年校庆征文，我写就《幽幽桂北路》一文，给先生发去一阅。他很快回复，只改了一个字，境界却大变，并鼓励我：“你文笔不错，做语言研究要有文采。”博士入学半年后，我交上博士论文《小句中枢全译说》提纲，第二章题目与论文题目重合，先生为第二章加了“概说”二字。我既羞愧自己粗心，全局意识不够，又得意于整体思路得到先生认可，于是放开写作。两年后，论文初稿呈上，没多久，先生反馈八字：“相当不错，我很满意。”

“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

师从先生，“鱼”儿多多，“渔”法更是独特。先生问学从教，有许多经典名言。比如，阐明理想与行动关系的“抬头是山，路在脚下”，已成华中师大语言学系的系训和语言研究所的所训；又如，明己长短的“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强调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等等。而最有趣和难忘的则是“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从教几十年，先生一直告诫自己：为师要做良师，先得是优秀的学者，再是得法的长者。早就听同门讲，先生特别赏识善悟的学生。他本人即如此起家。年轻时，遇到《中国语文》刊发重要的语法论文，他都会拿来潜心“悟”读：作者如何抓题？如何展开？论述用何方法？用例有何特点？一一琢磨，一眼看文表，一眼看文里，学得形式，吸得思想，悟出为文之道。训练学生的悟性，就是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先生把结论比作“句号”，把疑问比作“问号”，又把“问号”当作起点，引导学生走向“问号”。

1987年9月，先生第一次给汪国胜等三位硕士生上课，随机挑了《收获》上的一篇小说，要求他们反复阅读，发现问题。两个月后，三人各带来10个问题讨论，最后聚集“刚刚”一词，发现值得研究。发现“刚刚”可究之后，先生又安排学生们找材料。时过两月，三人拿着大叠卡片来讨论。他又连连抛出问题，指导他们系统整理例句，最后分工，要求两个月后各自写出初稿再来讨论。期末定稿为万字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先生再要求学生比较几次改稿，明白何处增删，何处修改。1990年，《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刊于《中国语文》，反响不俗。华中师大语言所培养博士不强调上课，强调读与悟。先生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导师就是要导，既然是导师，就应该有能力独立指导。”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有助于传承，也利于学术独立。留任于语言所的沈威深有感触：“邢老师带博士生从来不统一上大课，而是坚持一对一交流指导。路上、办公室、家里是邢老师跟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而“磨”，则是磨砺思维与写作的过程。发现可研究的问题，继续追问和写作，逼迫学生站在问题的起跑线上后，再需一问再问，步步追问，循循善诱，促其苦思、敏思、慎思，不断向新的“问号”逼近。学生苦中寻乐，急中生智，一个个被逼出思路，逼出智慧。“自己研究自己生”，既“悟”又“磨”，先生训练出来的学生越来越会“生”，如李宇明、萧国政、徐杰、蒋平、汪国胜、李向农、吴振国、吴继光、储泽祥、屈哨兵、石锓等等。

“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美丽的桂子山，幽幽的桂北路，每至黄昏，总会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此缓缓踱步。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邢福义先生准点户外活动了。他的作息有四个“准时”：准时起床，准时用餐，准时散步，准时就寝。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省里，先生各种兼职不少，他为自己规定每年外出尽量不超过12次，怕挤占学术时间。1995年，东北师范大学约先生写《汉语语法学》，为了按期交稿，他规定每天写一千字，如果实在无时间，第二天得补上来。数十年来，先生无寒暑假，不虚度节日，有媒体赞他是“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自从我调离母校后，有时回汉开会或路过，想念先生，想去拜见，可遇上他疲倦或正忙时，也会吃闭门羹。而与先生见面，常常是先约好谈半小时，可聊起先生的兴致后，不知不觉就超时了。听先生评点时事，分析业界，指点迷津，我们当然得意。可是离开后，一想到他又要“恢复”疲劳，心中有些愧疚。一般节日，我们都只发邮件问候先生，只有重大节日，比如春节或教师节才拿起电话祝福恩师。每次电话总是要劝先生多注意休息，可他却说：“工作是最好的休息。”先生惜时如金，不应酬，不娱乐，不享受，不轻易会客。2005年，语言所十余位博士答辩完毕，大家都有心请先生和其他答辩委员共进午餐，可先生仍然准时回家用餐，准时午休。即便是散步，在别人是休息，在先生则是思考。沈威说：“每一次陪邢老师散步，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散步中，他跟我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邢老师说的一句话：理论的成立和完善都是需要大量语言事实来支撑的，做学问要‘不唯上’，治学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从先生身上我悟出两点，也曾以此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第一，做学问讲匀速，当持之以恒；第二，人文社科拼的是长寿，当劳逸结合。正是基于二者，先生成为最高产的汉语学者之一，不少学者耄耋之年或搁笔，或作品渐少，先生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在许多人的心中，“大器晚成”似乎是个褒义词，可先生却有“异见”，他认为“大器晚成”是某些懒人的借口。不是常说“厚积薄发”吗？有鉴于此，先生发话：青年是人生创造的最旺期，切莫被“厚积薄发”所迷惑，“积一点就发一点嘛，大器就应该早成”。其实，厚、薄、积、发之间，除了“薄积厚发”常常力不从心外，还有三种逻辑关系——薄积薄发、厚积薄发、厚积厚发，反映了由薄而厚、由短而长的过程，蕴含着学术的发展机制，也彰显了学者的成长规律。“薄积薄发”，常见于问学之初，适于写小论文，先生即是典范。1955年的一天傍晚，才上大二的他在系资料室读到《语文学习》里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思考，便撰文投稿。文章1957年刊于《中国语文》，邢先生时年22岁，大专毕业才一年。“文革”前，他在《中国语文》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几乎每年一篇。随着积累由薄而厚，自然会走向“厚积薄发”和“厚积厚发”。“文革”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刊发过先生2万余字的长文，而刊于《中国语文》的文章字数均不过万。人到中年，又恰逢国之再兴，先生的文章也随之晋级。1979年，《中国语文》第1期刊发了他万余言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此后基本如此，一部部皇皇巨著更是厚积厚发的里程碑。在先生看来，学习是为了创造。读人书文，旨在写己书文。先生曾说：“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先生的专业发展始于“偷师”——拜权威期刊要文的作者为师，既习内容，又悟方法，这是文章的起步；而系统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则需研读一部部著作。“文革”期间，他反复阅读、力求读透的书是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先生边读边联系汉语，以证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斩获颇丰，并将其引入汉语语法研究，“文革”后的1979年著有《逻辑知识及其应用》。逻辑思维是理论思维的集中表现。在书文成系列之后，创新思想或理论便呼之欲出。1995年，先生撰文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小句中枢说”，1996年将其演绎成《汉语语法学》，二十年间多次获奖，数次印刷，自2014年起开始修订，近期再版。

“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是先生矢志遵循的研究理念。因此，先生践行吕叔湘的“务实”学风，坚守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文章接地气，力求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形成了“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文章九字诀”。先生从不端架，不装高深，不玩辞藻，文清理通，句精思密，即使业外人士也不难读懂，也曾闻听有朋友评价恩师：“他好像用元语在写作。”在先生看来，对事实缺乏发掘，理论创建便成空中楼阁。如何发掘，他有一套：从众多事实中发掘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规律，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理论问题，总结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根基，甚至就是其本身。

“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

进入新世纪，先生越来越提倡学派意识。学术成流派，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辟有学术特区；第二，创立标志理论；第三，特点鲜明，方法成套；第四，阵营壮大，稳定传承；第五，阵地高筑，自己发声。这一直是先生的努力方向。他创办《汉语学报》，经营十余年，位跃同类期刊前列。他打造“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外（语）、教（学）、计（算机信息处理）”六只脚，支起研究汉语的平台；而六个方面的研究人才不限于一地发展，而是散播于全国，乃至海外。为此，先生身先士卒，告诫学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他反复强调要建立学术“据点”，由点出发形成一条学术路线，再扩展为根据地，开辟自己的学术领空。“文革”以后，先生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以点带面，不断将逻辑方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蹚出语法研究的特色之路，成为汉语复句研究的权威。2001年，他出版《汉语复句研究》，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面对弟子一个个成长起来走向全国，先生虽有不舍，但热情支持。有一天，我提及这一话题，他欣慰地说：“树大要分叉，只要发展得好，我都高兴。”先生甘为人梯，他在为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作序时写道：作为一个教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会走路和爬山，希望他们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但是再怎么分，树与叉仍是一个整体。打造语言学研究强队，强调团队精神，一直是先生所致力的。他要求弟子“做蚂蚁，不做螃蟹”，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像一袋螃蟹倒在地上各爬各，一盘散沙。要像蚂蚁善于群体奋战，个体虽小，却能移大山。他要求摆对“品”字：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有才而不傲，不轻言跳槽。有一年语言学系元旦晚会，先生为全体师生解说“众”字：一个团队，得做好“众”字。上面一人，下面两人，下托上，上带下；下面的人挤扁低身，是为了二人紧密团结，一起顶起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压扁抻宽，是为了关照着下面的人。2007年盛夏，某天午后，与先生在校内邂逅，我鼓足勇气禀告：“老师，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有意调我去工作。”“不要当跳蚤！”先生当头棒喝。我一下子懵了。待我向先生汇报说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急需俄语力量，去后可能任基地主任，于我的翻译学方向发展有利，也有利于我爱人的发展之后，他又欣然同意了。但是，“不要当跳蚤！”一直回响耳畔，时刻提醒我：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可以流通，但不能为跳而跳；二是在学术方向和选题上要坚守根据地，坚持在翻译本体和汉译语言等方面安营扎寨。几年后，先生自豪地说：“从北到南，从哈尔滨到广州，你们（指邢门弟子）已贯通成一条线了。” 2015年8月，我告诉先生，我与黑龙江大学八年工作合同期满，应邀南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时，先生依然支持我：“广外研究氛围不错，会有助你的发展。”

从“小句中枢说”到《汉语语法学》

对汉语语法中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和句子语气全面系统观察几十年之后，邢先生发现：“在汉语语法机制的形成和运转中，居于中枢地位的是小句。它能够控制和约束其他所有语法实体，起到‘联络中心’和‘运转轴心’的作用。”

1995年，先生便提出“小句中枢说”，并以之为基，1996年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汉语语法学》，因其语法体系和研究方法适切于汉语本质而广受业界认可。

2015年，《汉语语法学》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英译本将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走向国际语言学界。仔细研读后发现，《汉语语法学》建构了以小句为中枢的汉语语法学体系，令人耳目一新。

《汉语语法学》把语法描写得通俗易懂，既是学术专著，又可用作教材。综观其语法研究，至少可以学得“四法”：如何观察充分，研究事实；如何描写充分，揭示规律；如何解释充分，理论思考；如何哲学反思，总结方法。先生从事实到规律，从规律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方法论，善于从个性读出特性，又从特性读出共性，最后走向哲学。

得师法创新说

20年来，我一直努力读透《汉语语法学》。当年深读，心得就多达200余条，后来更催生出自己的博士论文、若干个国家和教育部项目，以及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的选题。

总体来说，读《汉语语法学》心得有三：内容宏大精深，学用不尽；理论建构艺术，沿用不尽；表述浅近精巧，化用不尽。

1998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提出“变译理论”，就是“偷学”了《汉语语法学》的精髓。2000年，更是构建了简明的《变译理论》体系：“变译理论立说”“变译基本理论”和“变译主客体论”三编，受到国内外关注。

2004年，我创建《科学翻译学》“基本策略”“翻译简史”“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的学科框架。2009年，又推出《翻译方法论》，构建“翻译求似律”“全译方法论”“变译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论”体系。

我将《汉语语法学》的核心理论“小句中枢说”植入全译理论研究，将《科学翻译学》某小节之下的一小点扩成博士论文《小句中枢全译说》。这在汉语界属于演绎研究，拓展了小句中枢说的疆域；在翻译界属于本体研究，深化了全译理论的研究。

近年来，我深迷其中，每遇困惑总会翻阅《汉语语法学》，每次翻阅都会找到新的灵感。2009年，我推出的《译文观止》有不少感悟均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