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福义:语言之思(2017-01-19 14:49:33)
  • 作者:黄忠廉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8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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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学人小传

    邢福义,1935年5月生,海南省乐东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当选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汉语学报》主编。

    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方言、文化语言学、国学和其他问题。主张“研究植根于泥土,理论生发于事实”,坚持走自我创新的道路,追求研究中显现学派意识。数十年来,着力于学术“据点”的建立,着力于研究路子、研究方法的探索,重视研究理念的总结与提升。其研究路数和特点,在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可以概括为“小句中枢”理论和“两个三角”学说两大方面。其学说,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先后承担国家课题(包括重大课题“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多项。发表文章500余篇,出版著作50余部,其中个人独著22部。四次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还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多个奖项。2001年出版的《邢福义选集》,为季羡林主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该丛书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10年11月,被评为“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代表作之一《汉语语法学》英译本,于2016年由英国Taylor & Francis Group(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旗下Routledge Press(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俄译本和韩译本也即将出版。目前,十二卷本《邢福义文集》正在整理之中。

    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光明日报记者为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拍照留念,一见他有些惊讶:“没想到邢先生看上去这么年轻!都快七十了,还以为您五十几呢!”

    邢先生立即笑答:“那你小看我啰!”一句话回味无穷,引得一堂笑语。

    这正是恩师邢福义教授的生动写照,机敏睿智又风趣幽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从师是缘,从良师是福,人逢良师,如遇经典。我从外语跨界过来,师从邢先生,仿佛品读一部耐读的经典。读师如试镜,可以正学术衣冠;读师如秉烛,可以明人生方向。

    “读博,就是给你一次机会”

    与先生的师生缘,始于考博。

    1997年秋,我调回母校华中师大,次年便积极申报国家社科项目。有一天听闻,“邢老师说外语学院有个黄忠廉,上了项目”。可惜,当时我只知其名、读其书,却无缘结识。

    1999年,我应邀加入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因主攻翻译学,就萌生了报考汉语博士的念头。曾想报考时任华中师大副校长的李宇明教授,可是他不久调至教育部任职。

    郁闷之中,忽生一念:考邢师!犹豫许久后终于拨通了电话:“邢老师,我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黄忠廉,您可能不认识……”

    话音未落,只听听筒那边传来:“哦哦,黄忠廉呐,认识,认识!”

    闻此语,我也就不怯生了:“邢老师,我想跨专业考语言所的博士,不知考哪位老师好。”

    “哦……那就考我的吧!”

    那一夜,我久久未能入睡。先生的欣然同意,可谓“久旱遇甘霖”。

    就这样,2002年我幸入师门。一入师门,我就问先生:“我从外语进入汉语,汉语本体研究不是强项,想做应用研究,把汉语成熟的理论用于翻译研究,行不?”不曾想,先生满口答应。

    而当被我问及:“您当时连面都没见过,为什么会欣然同意收我为徒?”先生得意一笑:“你都教授了,文章会写,专著3部,国家和部级项目3项。读博,就是给你一次机会。”

    2003年,华中师大百年校庆征文,我写就《幽幽桂北路》一文,给先生发去一阅。他很快回复,只改了一个字,境界却大变,并鼓励我:“你文笔不错,做语言研究要有文采。”

    博士入学半年后,我交上博士论文《小句中枢全译说》提纲,第二章题目与论文题目重合,先生为第二章加了“概说”二字。我既羞愧自己粗心,全局意识不够,又得意于整体思路得到先生认可,于是放开写作。

    两年后,论文初稿呈上,没多久,先生反馈八字:“相当不错,我很满意。”

    “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

    师从先生,“鱼”儿多多,“渔”法更是独特。

    先生问学从教,有许多经典名言。比如,阐明理想与行动关系的“抬头是山,路在脚下”,已成华中师大语言学系的系训和语言研究所的所训;又如,明己长短的“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强调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等等。

    而最有趣和难忘的则是“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生”。从教几十年,先生一直告诫自己:为师要做良师,先得是优秀的学者,再是得法的长者。

    早就听同门讲,先生特别赏识善悟的学生。他本人即如此起家。年轻时,遇到《中国语文》刊发重要的语法论文,他都会拿来潜心“悟”读:作者如何抓题?如何展开?论述用何方法?用例有何特点?一一琢磨,一眼看文表,一眼看文里,学得形式,吸得思想,悟出为文之道。

    训练学生的悟性,就是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先生把结论比作“句号”,把疑问比作“问号”,又把“问号”当作起点,引导学生走向“问号”。

    1987年9月,先生第一次给汪国胜等三位硕士生上课,随机挑了《收获》上的一篇小说,要求他们反复阅读,发现问题。两个月后,三人各带来10个问题讨论,最后聚集“刚刚”一词,发现值得研究。

    发现“刚刚”可究之后,先生又安排学生们找材料。时过两月,三人拿着大叠卡片来讨论。他又连连抛出问题,指导他们系统整理例句,最后分工,要求两个月后各自写出初稿再来讨论。

    期末定稿为万字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先生再要求学生比较几次改稿,明白何处增删,何处修改。1990年,《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刊于《中国语文》,反响不俗。

    华中师大语言所培养博士不强调上课,强调读与悟。先生强调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导师就是要导,既然是导师,就应该有能力独立指导。”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有助于传承,也利于学术独立。留任于语言所的沈威深有感触:“邢老师带博士生从来不统一上大课,而是坚持一对一交流指导。路上、办公室、家里是邢老师跟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

    而“磨”,则是磨砺思维与写作的过程。发现可研究的问题,继续追问和写作,逼迫学生站在问题的起跑线上后,再需一问再问,步步追问,循循善诱,促其苦思、敏思、慎思,不断向新的“问号”逼近。

    学生苦中寻乐,急中生智,一个个被逼出思路,逼出智慧。“自己研究自己生”,既“悟”又“磨”,先生训练出来的学生越来越会“生”,如李宇明、萧国政、徐杰、蒋平、汪国胜、李向农、吴振国、吴继光、储泽祥、屈哨兵、石锓等等。

    “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美丽的桂子山,幽幽的桂北路,每至黄昏,总会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此缓缓踱步。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邢福义先生准点户外活动了。他的作息有四个“准时”:准时起床,准时用餐,准时散步,准时就寝。

    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省里,先生各种兼职不少,他为自己规定每年外出尽量不超过12次,怕挤占学术时间。1995年,东北师范大学约先生写《汉语语法学》,为了按期交稿,他规定每天写一千字,如果实在无时间,第二天得补上来。

    数十年来,先生无寒暑假,不虚度节日,有媒体赞他是“360天从不休息的勇士”。

    自从我调离母校后,有时回汉开会或路过,想念先生,想去拜见,可遇上他疲倦或正忙时,也会吃闭门羹。而与先生见面,常常是先约好谈半小时,可聊起先生的兴致后,不知不觉就超时了。

    听先生评点时事,分析业界,指点迷津,我们当然得意。可是离开后,一想到他又要“恢复”疲劳,心中有些愧疚。

    一般节日,我们都只发邮件问候先生,只有重大节日,比如春节或教师节才拿起电话祝福恩师。每次电话总是要劝先生多注意休息,可他却说:“工作是最好的休息。”

    先生惜时如金,不应酬,不娱乐,不享受,不轻易会客。2005年,语言所十余位博士答辩完毕,大家都有心请先生和其他答辩委员共进午餐,可先生仍然准时回家用餐,准时午休。

    即便是散步,在别人是休息,在先生则是思考。沈威说:“每一次陪邢老师散步,我印象都非常深刻。散步中,他跟我谈了很多,记忆最深的是邢老师说的一句话:理论的成立和完善都是需要大量语言事实来支撑的,做学问要‘不唯上’,治学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从先生身上我悟出两点,也曾以此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第一,做学问讲匀速,当持之以恒;第二,人文社科拼的是长寿,当劳逸结合。正是基于二者,先生成为最高产的汉语学者之一,不少学者耄耋之年或搁笔,或作品渐少,先生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在许多人的心中,“大器晚成”似乎是个褒义词,可先生却有“异见”,他认为“大器晚成”是某些懒人的借口。

    不是常说“厚积薄发”吗?有鉴于此,先生发话:青年是人生创造的最旺期,切莫被“厚积薄发”所迷惑,“积一点就发一点嘛,大器就应该早成”。

    其实,厚、薄、积、发之间,除了“薄积厚发”常常力不从心外,还有三种逻辑关系——薄积薄发、厚积薄发、厚积厚发,反映了由薄而厚、由短而长的过程,蕴含着学术的发展机制,也彰显了学者的成长规律。

    “薄积薄发”,常见于问学之初,适于写小论文,先生即是典范。1955年的一天傍晚,才上大二的他在系资料室读到《语文学习》里几篇讨论主宾语问题的文章,引起了思考,便撰文投稿。

    文章1957年刊于《中国语文》,邢先生时年22岁,大专毕业才一年。“文革”前,他在《中国语文》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几乎每年一篇。

    随着积累由薄而厚,自然会走向“厚积薄发”和“厚积厚发”。“文革”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刊发过先生2万余字的长文,而刊于《中国语文》的文章字数均不过万。

    人到中年,又恰逢国之再兴,先生的文章也随之晋级。1979年,《中国语文》第1期刊发了他万余言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此后基本如此,一部部皇皇巨著更是厚积厚发的里程碑。

    在先生看来,学习是为了创造。读人书文,旨在写己书文。

    先生曾说:“一辈子要学会读透一本书。”

    先生的专业发展始于“偷师”——拜权威期刊要文的作者为师,既习内容,又悟方法,这是文章的起步;而系统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则需研读一部部著作。“文革”期间,他反复阅读、力求读透的书是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

    先生边读边联系汉语,以证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斩获颇丰,并将其引入汉语语法研究,“文革”后的1979年著有《逻辑知识及其应用》。

    逻辑思维是理论思维的集中表现。在书文成系列之后,创新思想或理论便呼之欲出。1995年,先生撰文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小句中枢说”,1996年将其演绎成《汉语语法学》,二十年间多次获奖,数次印刷,自2014年起开始修订,近期再版。

    “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是先生矢志遵循的研究理念。

    因此,先生践行吕叔湘的“务实”学风,坚守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文章接地气,力求质朴实在,讲实据,求实证,形成了“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的“文章九字诀”。

    先生从不端架,不装高深,不玩辞藻,文清理通,句精思密,即使业外人士也不难读懂,也曾闻听有朋友评价恩师:“他好像用元语在写作。”

    在先生看来,对事实缺乏发掘,理论创建便成空中楼阁。如何发掘,他有一套:从众多事实中发掘值得研究的事实,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规律,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理论问题,总结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他认为,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根基,甚至就是其本身。

    “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

    进入新世纪,先生越来越提倡学派意识。

    学术成流派,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辟有学术特区;第二,创立标志理论;第三,特点鲜明,方法成套;第四,阵营壮大,稳定传承;第五,阵地高筑,自己发声。这一直是先生的努力方向。他创办《汉语学报》,经营十余年,位跃同类期刊前列。他打造“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外(语)、教(学)、计(算机信息处理)”六只脚,支起研究汉语的平台;而六个方面的研究人才不限于一地发展,而是散播于全国,乃至海外。

    为此,先生身先士卒,告诫学生要“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他反复强调要建立学术“据点”,由点出发形成一条学术路线,再扩展为根据地,开辟自己的学术领空。

    “文革”以后,先生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以点带面,不断将逻辑方法引入汉语语法研究,蹚出语法研究的特色之路,成为汉语复句研究的权威。2001年,他出版《汉语复句研究》,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面对弟子一个个成长起来走向全国,先生虽有不舍,但热情支持。有一天,我提及这一话题,他欣慰地说:“树大要分叉,只要发展得好,我都高兴。”

    先生甘为人梯,他在为李宇明《儿童语言的发展》作序时写道:作为一个教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比自己更会走路和爬山,希望他们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没有力气了,坐在二十米的高度上,听到上头大声地喊:“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四十米的高度!”“先生,我们已经爬到了六十米的高度!”那么,我会摸着白胡子欢快地笑:“啊,他们上去了!”

    但是再怎么分,树与叉仍是一个整体。打造语言学研究强队,强调团队精神,一直是先生所致力的。他要求弟子“做蚂蚁,不做螃蟹”,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像一袋螃蟹倒在地上各爬各,一盘散沙。要像蚂蚁善于群体奋战,个体虽小,却能移大山。他要求摆对“品”字:人品第一,学问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有才而不傲,不轻言跳槽。

    有一年语言学系元旦晚会,先生为全体师生解说“众”字:一个团队,得做好“众”字。上面一人,下面两人,下托上,上带下;下面的人挤扁低身,是为了二人紧密团结,一起顶起上面的人;上面的人压扁抻宽,是为了关照着下面的人。

    2007年盛夏,某天午后,与先生在校内邂逅,我鼓足勇气禀告:“老师,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有意调我去工作。”

    “不要当跳蚤!”先生当头棒喝。

    我一下子懵了。待我向先生汇报说黑龙江大学国家俄语基地急需俄语力量,去后可能任基地主任,于我的翻译学方向发展有利,也有利于我爱人的发展之后,他又欣然同意了。

    但是,“不要当跳蚤!”一直回响耳畔,时刻提醒我:一是在地域空间上可以流通,但不能为跳而跳;二是在学术方向和选题上要坚守根据地,坚持在翻译本体和汉译语言等方面安营扎寨。

    几年后,先生自豪地说:“从北到南,从哈尔滨到广州,你们(指邢门弟子)已贯通成一条线了。”

    2015年8月,我告诉先生,我与黑龙江大学八年工作合同期满,应邀南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工作时,先生依然支持我:“广外研究氛围不错,会有助你的发展。”

    黄忠廉,1965年生于湖北兴山,博士,二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协作导师。2002—2005年师从邢福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主持国家社科项目4项,部级6项,出版学术著译作26部,主编丛书4套,发表学术论文260篇。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次连任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学科组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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